研究大都市本地居民地域身份認同的契機始于2019年暑期在上海M區開展的一項“漫無目的”的老街拆遷調查。說是調查，其實只是我聽說有處老街要被拆遷，覺得上海百年以上歷史的老街愈來愈少，著實是有些可惜的，所以想去看看。住在老街片區的絕大部分是來滬務工人員，房租相對便宜且公共交通較為便利。那里也是不少本地家庭和老人的固定住所，前者是一家三口甚至五口的三代人住在二三十平米的房子里，后者則是老人獨自居住，其子女在公司附近租房或者購買商品房后離開了老街。有年過七旬的老人說：“妹妹，我家里真的是很破的噢。你沒看到過吧......小孩他們么都結婚住到樓房里去了，誰想待在這里啊?！庇性诩規O子的阿婆說：“你看這個屋頂，一到下雨天就漏水，下面要放個盆接著?！?/p>

圖1 老街房屋內景

他們在地域身份上是大都市的本地居民，但又似乎與外群體對本地居民安逸舒適和排外的描述有所不同。那天的所見所聞和體悟是情緒上的一個引子，讓我不禁試問：大都市中的本地居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本地人身份的？這個群體的所思所想、身份認同是什么樣的？我首先查閱了與身份認同有關的文獻，發現學術界對幾十年來不同類型外來人口的地域身份認同變化有著連續性的認識。但對于“土客關系”中的另一方——城市本地居民的身份認同研究尚付闕如。于是，我嘗試以地域身份認同為核心概念，正式開展一項以大都市本地居民為對象的研究。上海本地居民的特點與其他大都市中本地居民的特點可能存在一些共性，因此選擇上海作為研究地點符合文章的研究旨趣。

圖2 老街房屋外景

一、文章的形成思路

在確定了研究主題后，我主要通過兩條路線來收集文獻資料，一條是社會認同，另一條是地域身份認同。詳實的文獻回顧是確定擬解決的關鍵問題和有序開展實地調研的重要基礎。具體來說，社會認同的研究回顧提供了結構式訪談的提綱維度和全文分析框架的參考，地域身份認同的研究回顧啟發了問題的張力，訪談的數據結果進一步聚焦了文章的核心問題。

歐洲社會心理學家約翰·特納（John Turner）和亨利·泰弗爾（Henri Tajfel）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一同創立了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體通過社會，尋求有利內群體的維度在群際之間進行比較，產生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來實現或維持積極的社會認同，提升自我價值與自尊。內群體成員為了滿足自尊或自我激勵的需要，會通過積極區分自己在群體比較上的優勢維度來突出某方面的特長，使自己表現得比外群體成員更為出色。由此可見，社會認同有三個核心要素：社會類化、社會比較和積極區分。這三個要素構成了訪談提綱的主要模塊，我在訪談中同時著重關注參與者的自我表述和問題闡釋。

泰弗爾和特納在大規模群際關系社會認同模型中給出了內群體遇到認同危機時所采取的策略，即重新調整社會比較的方法。在社會比較的作用下，群體成員會產生一系列的行為表現來強化身份認同，包括內群偏好、群際區分與歧視等。也就是說，地域身份認同的重構可能涉及社會比較策略的調整和行為表現的改變兩項一體化的要素，前者側重認知，后者強調行動。借鑒這一經典的模型，我從社會比較和行為表現的轉變入手，搭建了社會比較—行為表現的整體

分析框架（見圖3）。首先分析本地居民是如何由簡到繁地調整多層次社會比較維度的，然后說明內群體如何通過隱晦區分的表現方式重新構建身份話語。最后在總結本研究新發現的基礎上，對相關領域的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社會認同何以可能的問題做進一步的反思與討論。

圖3 地域身份認同重構的社會比較—行為表現分析框架

在地域身份認同的文本資料中，我欣喜地感觸到地域身份認同這個學術概念是如何與當下的經驗現實相匹配的。地域身份認同是指，以地域作為社會身份分類的標準，處在特定地域之中的個體認識到自己屬于其中，也認識到該地域群體內的成員帶給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對所屬的地域群體產生依戀感、歸屬感和認同感，并會劃分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別。通過排斥外群體來強化內群體的認同似乎一直以來是身份認同存在的要義之處?？ㄋ固貭柵c鮑曼等學者在關于全球力量與地方力量相互作用的論述中，揭示了地域身份認同的近況必然會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并產生一系列與認同有關的不確定性后果。在一個所有要素都在流動的世界里，人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去地方化的空間形態，權力與社會關系的本質都是去地方化的（Castells，1996）。而地域身份認同恰恰是通過積極區分外來人口而維持的，這與兼容并包的時代理想背道而馳。在外部力量的介入下，原有的地域與身份認同之間的穩定性被打破。正如鮑曼（2018）所說，“門口的陌生人”動搖了“我們”自己地盤的安全和穩定，導致了“我們”的不確定感，這種不確定感使“我們”惱怒和恥辱。在日益去規制化、多中心化的當今世界中，有關地域身份認同的辯論不僅僅局限于包容—排斥之間的取舍，還關切于如何重拾本體性安全的問題。因此，地方性與全球化力量的融合與互動必然會引發地域身份認同在深層次上的重塑。地域身份認同的主體如何在多重力量的對抗之中重塑認同和本體性安全則成為了亟需探索和回答的問題。

二、文章的主要創見

泰弗爾和特納的社會認同模型把外群體的滲入作為群體認同危機產生的原因，而本研究從本地居民在構建地域身份認同時遇到的現實困境中發現，不僅是外群體的滲透，社會變遷本身帶來的社會文化和價值觀的變化都會對群體的社會認同產生沖擊，導致自我身份感的喪失。大都市本地居民不僅要時刻警惕與外來人口的邊界劃分，還要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包容—排斥質問。正是在回應包容性的需求下，產生了大都市本地居民的地域身份認同重構機制。這是一種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考慮到城市包容性訴求的隱晦地域身份認同建構模式。具體包含兩個策略：一是重構社會比較的層次維度將群際差異性最大化，個體資本、互動媒介、社會表征三個層次維度的組合使用鞏固了本地居民群體在社會比較中的優勢地位；二是通過隱晦區分的行為表達方式鞏固地域身份認同，即在表面上通過避嫌聲明塑造沒有地域區分的形象，實則通過不易被察覺的行為和委婉的話語來抬高內群體的地位。隱晦區分的策略重在化解全球化語境中去地方化與地域身份之間的矛盾，不斷尋找一個較為穩定的平衡點來維護內群體的本體性安全。

三、討論與反思

實際上，地域身份認同在更深層次給我們帶來的挑戰不是全球性與地方性割裂的矛盾，而是如何在維護社會本體性安全的基礎上，促進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群體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實現社會認同的融合。這也是國內大量針對流動人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研究的旨趣所在。然而，當前國內的社會認同研究中，鮮有提及地域（性）身份認同這個概念，地域身份認同的分析框架或許能夠為今后的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此外，研究的新發現還可以與關于城市“土客關系”的研究做一些討論。第一，制度資本在本地居民地域身份認同的維護中已不再具有絕對優勢，從這個角度來看，外來人口的社會融合研究要想走的更遠，是時候從制度導向向文化視域轉變。第二，當前側重外來人口的“單邊”研究忽視了融合問題的整體性，因而加快完善對大都市本地居民的研究，才能以整體性的方法促進研究領域的全面有效發展。第三，已有的定量研究發現了本地居民在意愿與行為之間存在許多自相矛盾之處，但尚未從經驗和理論層面做出解釋。例如，上海戶籍人口對外來人口的整體評價存在接納與排斥并存的矛盾（李煜、康嵐，2016）；本地居民對外來人口的總體評價是正面的，但難以接受與外來人口建立較為親密的關系（楊富平、劉美華，2016）。倘若以社會認同作為理論視角，“隱晦區分”的地域身份認同表現方式為解釋本地居民在意愿和行為之間的不一致提供了可能。

大都市本地居民地域身份認同的危機和轉型不僅是一個城市地理空間中的認同問題，也是當前整個社會環境下，群體認同被沖擊的普遍問題。小到社會組織和團體認同，大到民族和國家認同，社會認同的邊界都在全球化的沖擊下岌岌可危。社會認同的社會意義在全球化的時代顯得更為突出，并且當代的社會認同不是一個暫時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永久性和具有強烈變化性的問題。我們必須對社會認同何以可能的問題做更多的討論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