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志愿服務發展既依托于國家推動下的制度化建設，也需要廣大社會成員對其發自內心的認可和主動而持續的參與，即走向常態化。圍繞此，本文著力對志愿常態化的內涵和機制進行深入探討，在常態化過程理論的啟發下重新定位了志愿常態化。志愿常態化是志愿者在環境的影響下通過行動和認知判斷志愿服務各方面的元素是否自洽的過程，即個體與環境在交互中對一致性的持續塑造?；陔S機森林模型結果的引導，本文對志愿者訪談資料進行編碼，歸納了“個體—環境”交互的四重機制，即情境關聯、成員嵌入、圈子連帶和能力適應。這四重機制的交互方式和時機不同、方向多維，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志愿常態化中個體與環境的相互建構。志愿常態化需要合理地激發和釋放志愿者的主體性，引導其在“求同”的意圖下建構志愿體系。

關鍵詞：志愿常態化 個體—環境 交互機制 隨機森林模型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1.0112

一、研究問題

伴隨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的進一步號召，我國志愿服務的規模不斷壯大、涉及領域不斷擴展，既是新時代文明的重要承載，也為公眾參與社會治理提供了渠道。那么，如何讓志愿服務深入人心、融入公眾的生活，就成為探討其發展的核心議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進志愿服務制度化常態化①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 tion）強調實在的制度和體系建設（Zerubavel，1981），健全志愿服務體系必須完善制度、搭建資源平臺。自上而下的國家動員在這其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孫立平，2002；鄧國勝，2002；張萍、楊祖嬋，2013）。在國家的主導、支持下，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投身到志愿活動中，服務他人、奉獻社會?？梢?，志愿服務事業的發展既依托于國家所推動的制度化建設，也需要廣大社會成員對其發自內心的認可和主動而持續的參與，即讓志愿走向常態化。

盡管志愿常態化的概念在政策設計、公眾輿論中熱度倍增，但目前的研究尚未對其進行針對性的學理探索。在學者看來，志愿常態化即志愿服務發展的可持續（黨秀云，2011），其內含的邏輯區別于運動式的邏輯

（辛華、王猛，2016）。這些判斷促進了我們對志愿常態化的認識，但在概念的定義上卻是模糊的。究竟何為志愿常態化、志愿常態化具有怎樣的內在機制都亟待厘清。實際上，常態化（normalization）是探討社會發展、組織演化等的常用視角。其描述的是一項社會實踐從啟用到實施，再到在行為和認知上持續下來的現象（May and Finch，2009）。常態化雖然與制度化內在相承，但關注的是制度背后行動者的行為習慣、認知嵌入和價值整合（May et al.，2007）。由此來看，志愿常態化即社會成員經由行動和認知對志愿服務的不斷內化。而圍繞這種“內化”，有研究探討了持續的志愿意愿和行為（Omoto and Snyder，1995；張冰、朱小磊，2018）、志愿角色的認同（Grube and Piliavin，2000）、對志愿意義的接納（Gioia and Chittipeddi，1991）等。盡管這些研究從不同的角度觸及了志愿常態化，但卻都將志愿常態化視為某種結構下的靜態結果，忽視了志愿者與志愿體系的相互建構。

為打破視角上的局限，本文以大學生支教為例辨析了既有對志愿常態化的理解與現實脫節的根源。這一案例可以兼顧志愿常態化議題的普遍性和研究背景的特殊性：學生為主要參與者的志愿活動由于其顯著的社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ZDA078）的資助。感謝閆澤華在研究中的幫助和 Terence Wang 在數據分析中的支持，文責

會化作用和公民教育意義，是國內外志愿研究領域中經典的分析對象（Astin and Sax，1998；United Nations， 2007；Ling and Wing，2016）；并且，大學生支教具有典型的中國特色——既有國家層面的大力推動，又有青年學生能動的參與和創新②?，F實素材讓我們看到，常態化并非個體與環境達成了一致的靜態結果，而是個體與環境不斷塑造一致的動態過程。因此，本文結合常態化過程理論（May and Finch，2009）對志愿常態化進行了再定位，將志愿常態化視為一個志愿者在組織內外環境的影響下不斷通過行動和認知去理解志愿服務、判斷志愿服務各方面的元素是否自洽，即“個體—環境”對一致性的持續塑造過程。

如此來看，在通向志愿常態化的路上，個體與環境之間不是單調的、指向明確的互動，而是往復的、具有張力的交互。在交互下，各個因素的參與情況十分繁復（Rochester，1999），對其機制的挖掘很難通過路徑明確的相關性、中介、調節或結構分析等來進行推斷，因此更適合圍繞具體的案例進行探索（林海芬、王濤，2017；陳彥亮、高闖，2020）。本研究自 2011 年起對大學生支教進行了充分調研，通過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獲得了有關活動組織、志愿者參與和認識等多維度資料?；谶@些豐富的材料，本文采取了結合隨機森林模型和訪談資料分析的方法，力圖更有邏輯地、充分地歸納志愿常態化中“個體—環境”的交互機制，全面挖掘大學生支教這一案例所體現的一般意義。

二、既有研究的困境

20 世紀以來，國家和市場之外的志愿部門在提供社會服務、參與公共治理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薩拉蒙、萊斯特，2007）。相關志愿服務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常態化正是其中的重要議題（Brudney et al.，2016）。然而，這些研究在著力豐富對志愿常態化內涵和機制的解讀中卻頻頻遭遇困境。

（一）內涵界定的困境

基于志愿組織的高人員流動率（Garner and Garner，2011），不少研究都從行動的層面出發，將志愿常態化等同于志愿組織中人員的保持（Gazley，2013），這使得志愿者留用策略一躍成為志愿管理研究的核心。研究顯示，志愿者與志愿組織之間的關系是非合同的，那么志愿者的參與實際上是基于對志愿服務和相應組織的理念認同而做出的行為選擇（Walk et al.，2019）。所以，志愿常態化不只是行為上的持續，還包含了認知上對志愿理念的“ 內化”。因此很多研究聚焦了個體在心理和認知上的改變，來挖掘志愿常態化的內涵（Wilson and Musick，1999；Fallon and Rice，2015）?？偨Y來說，這類研究主要從 3 個角度來解讀這種“內化”：一是視其為持續的志愿意愿（Smith，1994）；二是在符號互動論的影響下，視其為對志愿角色的認同（Grube and Piliavin， 2000；Van Ingen and Wilson，2017）；三是考慮到個體和組織、環境的關聯，視其為意義的構造（sensemaking）、對組織的承諾（Daniel and Eckerd，2019；Allen et al.，2018）。

但是，這些對常態化內涵的解讀存在局限，難以與實際情況相契合。首先，常態化不等同于連續的行為。從大學生支教的案例來看，有的志愿者盡管不再支教，但他們對這一活動的投入并未停止，比如應邀去“傳授” 教學經驗（訪談資料 20110426THK），或在畢業后創立了支教組織（訪談資料 20110328CLN）。其次，持續的意愿、對組織的承諾等又與實際的行動存在距離。對特定對象的追蹤調研中，表達過強烈的持續意愿的支教者并不一定在后續有所行動，因為“時間不夠”“沒有機會”“想先體驗一下別的活動”等（訪談資料 20171104RML， 20171104WWM，20171203TYZ）。最后，角色的認同、意義的建構等并不完全貼合常態化。訪談中，志愿者即便十分認可支教的意圖、認同志愿者的角色，也并不一定打算把支教發展成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T 大學H 同學在參與完A 協會的支教項目后就認為，支教立意高遠、隊員值得尊敬，但她不會再參加類似的活動， 因為“支教沒法真正給學生們帶去幫助”，難以履行其目標（訪談資料 20110321TAH）。

可見，志愿常態化是行動和認知再生產的動態過程。但既有研究都將志愿常態化視為某些因素共同作用下而到達的“終點”，即某種結構導向的結果，這種靜態的解讀與實際是脫節的。

（二）機制探索的困境

志愿常態化的內在機制十分復雜，其既與制度環境不可分割，也與志愿服務如何組織、管理緊密關聯，還與志愿者個人的社會背景、成長經歷等脫不開干系。既有研究也主要圍繞這 3 個層次展開了考察。聚焦于制 度分析的學者通常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框架下，探討國家制度對志愿常態化的影響，比如社會發源理論認為， 一國的制度環境——尤其是各個社會機構的權力關系——會決定志愿部門能否長效發展（Salamon and Anhei? er，1998；Raskoff and Sundeen，2001；Haski-Leventhal et al.，2010）。有學者專門對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能否讓 志愿組織發揮自主性、提供有效的服務展開研究，其發現志愿組織面對的制度環境是有彈性的（朱健剛、賴偉 軍，2014），而國家的認可是其開展行動、發揮影響力的必要前提（徐家良、張其偉，2019）。與此同時，恰當的志 愿管理體系和流程對志愿常態化也十分關鍵（繆建紅、俞安平，2002；柯鳳華，2015；Delery and Doty，1996；Hag? er and Brudney，2008；Saksida et al.，2017；Brudney et al.，2019）。相比營利組織和項目的管理，志愿服務管理 需要有更強的適應外界的能力（吳楚斌，2009）、更能激勵參與者的機制（郝永紅，2010）等。此外，志愿者的動 機、性格等心理和認知特質（Nencini et al.，2016），以及社會經濟地位、教育背景、年齡、宗教信仰等特征同樣會 影響其參與志愿的意愿和行為（Wilson and Musick，1997；Jones et al.，2005；Ruiter and De Graaf，2006；Stets and Burke，2005；Lee and Pritzker，2013；Van Ingen and Wilson，2017）。而不同層次的因素是在相互影響下發 揮作用的，所以學者們也總結了因素的互動機制（Henderson et al.，2007；Gallant et al.，2010）。比如社會情境 （social context）的機制，即志愿者的社會背景和經歷對于其如何看待激勵制度、管理流程等會產生影響，進而 影響常態化（Musick and Wilson，2008）。又如，Englert 等（2020）以適配理論（fit theory）的框架解讀了志愿常態 化的機制，呈現出志愿活動中個體層面、合作層面、組織層面、外部層面上的因素如何相互牽制和影響。 可見，既有研究試圖在志愿常態化與制度環境、組織環節、個人背景等層次的因素之間建立方向明確的因 果關聯。但本文在調研中發現，志愿者對相同環境因素的理解和影響判斷是迥異的，而即便理解和判斷相似， 因素的作用方式、方向、次序也是不同的。以家庭背景這一因素舉例而言，有農村出身的志愿者在入校前就十 分關注支教，因其自身在高中曾作為支教的受助對象受到鼓舞，所以入校后就主動、持續地參與支教（訪談資 料 20141126BSL）；而有農村出身的志愿者是參與班級活動時“被動”地接觸到支教，但在活動中因受助學生與 自身相仿的經歷而受到觸動，后續不時地參與其中（訪談資料 20110328CLM）；還有的農村出身志愿者在活動 中看到支教在實現目標上的局限，從而不再參與支教、轉向選擇給欠發達地區教育提供“更實質”的幫助，比如 建立圖書館、捐贈電腦等（訪談資料 20110427THC）。如此來看，志愿常態化過程中“個體—環境”的交互極為 復雜，在方向和順序上十分多樣。 在志愿活動中，志愿者并非只是被動地接納預先設定的安排和理念，也可以能動地對志愿如何組織、如何 立意等進行建構。這使得，縱然既有研究不斷通過增加考察的因素、構建新的框架、檢證新的路徑等來豐富對 志愿常態化機制的闡釋，但囿于對常態化內涵的靜態定位，并未能更進一步地反映現實。唯有從動態的視角 重新審視志愿常態化，才能走出既有研究的解釋困境。 三、志愿常態化的再定位 基于對既有解讀與現實情況的辨析，本文進而追本溯源，回顧了常態化理論的發展歷程，據此對志愿常態 化再定位。 （一）常態化理論的發展 常態化理論闡釋的是社會實踐如何從發生到延續、從偶然到具有相對穩定的形態、從新事物到被廣泛接 受等，其發展嵌入在結構視角和過程視角的相互論爭、塑造中③。兩個視角在解讀上是互補的，它們的碰撞和 交融推進了常態化理論的演進。 在 20 世紀 70 年代前，常態化的相關理論主要是基于結構視角的探討。比如帕森斯（Parsons，1991）將社會 成員的慣習視為一種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伴隨后結構、后現代的社會理論發展，對常態化的探討開始增強對 主體性的關注。從而，常態化理論納入了更多對個體的探察，比如計劃行為理論中的個體意圖（Ajzen，1991與志愿者個人的社會背景、成長經歷等脫不開干系。既有研究也主要圍繞這 3 個層次展開了考察。聚焦于制度分析的學者通常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框架下，探討國家制度對志愿常態化的影響，比如社會發源理論認為， 一國的制度環境——尤其是各個社會機構的權力關系——會決定志愿部門能否長效發展（Salamon and Anhei? er，1998；Raskoff and Sundeen，2001；Haski-Leventhal et al.，2010）。有學者專門對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能否讓志愿組織發揮自主性、提供有效的服務展開研究，其發現志愿組織面對的制度環境是有彈性的（朱健剛、賴偉軍，2014），而國家的認可是其開展行動、發揮影響力的必要前提（徐家良、張其偉，2019）。與此同時，恰當的志愿管理體系和流程對志愿常態化也十分關鍵（繆建紅、俞安平，2002；柯鳳華，2015；Delery and Doty，1996；Hag? er and Brudney，2008；Saksida et al.，2017；Brudney et al.，2019）。相比營利組織和項目的管理，志愿服務管理需要有更強的適應外界的能力（吳楚斌，2009）、更能激勵參與者的機制（郝永紅，2010）等。此外，志愿者的動機、性格等心理和認知特質（Nencini et al.，2016），以及社會經濟地位、教育背景、年齡、宗教信仰等特征同樣會影響其參與志愿的意愿和行為（Wilson and Musick，1997；Jones et al.，2005；Ruiter and De Graaf，2006；Stets and Burke，2005；Lee and Pritzker，2013；Van Ingen and Wilson，2017）。而不同層次的因素是在相互影響下發揮作用的，所以學者們也總結了因素的互動機制（Henderson et al.，2007；Gallant et al.，2010）。比如社會情境

（social context）的機制，即志愿者的社會背景和經歷對于其如何看待激勵制度、管理流程等會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常態化（Musick and Wilson，2008）。又如，Englert 等（2020）以適配理論（fit theory）的框架解讀了志愿常態化的機制，呈現出志愿活動中個體層面、合作層面、組織層面、外部層面上的因素如何相互牽制和影響。

可見，既有研究試圖在志愿常態化與制度環境、組織環節、個人背景等層次的因素之間建立方向明確的因果關聯。但本文在調研中發現，志愿者對相同環境因素的理解和影響判斷是迥異的，而即便理解和判斷相似， 因素的作用方式、方向、次序也是不同的。以家庭背景這一因素舉例而言，有農村出身的志愿者在入校前就十分關注支教，因其自身在高中曾作為支教的受助對象受到鼓舞，所以入校后就主動、持續地參與支教（訪談資料 20141126BSL）；而有農村出身的志愿者是參與班級活動時“被動”地接觸到支教，但在活動中因受助學生與自身相仿的經歷而受到觸動，后續不時地參與其中（訪談資料 20110328CLM）；還有的農村出身志愿者在活動中看到支教在實現目標上的局限，從而不再參與支教、轉向選擇給欠發達地區教育提供“更實質”的幫助，比如建立圖書館、捐贈電腦等（訪談資料 20110427THC）。如此來看，志愿常態化過程中“個體—環境”的交互極為復雜，在方向和順序上十分多樣。

在志愿活動中，志愿者并非只是被動地接納預先設定的安排和理念，也可以能動地對志愿如何組織、如何立意等進行建構。這使得，縱然既有研究不斷通過增加考察的因素、構建新的框架、檢證新的路徑等來豐富對志愿常態化機制的闡釋，但囿于對常態化內涵的靜態定位，并未能更進一步地反映現實。唯有從動態的視角重新審視志愿常態化，才能走出既有研究的解釋困境。

三、志愿常態化的再定位

基于對既有解讀與現實情況的辨析，本文進而追本溯源，回顧了常態化理論的發展歷程，據此對志愿常態化再定位。

（一）常態化理論的發展

常態化理論闡釋的是社會實踐如何從發生到延續、從偶然到具有相對穩定的形態、從新事物到被廣泛接受等，其發展嵌入在結構視角和過程視角的相互論爭、塑造中③ 。兩個視角在解讀上是互補的，它們的碰撞和交融推進了常態化理論的演進。

在 20 世紀 70 年代前，常態化的相關理論主要是基于結構視角的探討。比如帕森斯（Parsons，1991）將社會成員的慣習視為一種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伴隨后結構、后現代的社會理論發展，對常態化的探討開始增強對主體性的關注。從而，常態化理論納入了更多對個體的探察，比如計劃行為理論中的個體意圖（Ajzen，1991； Greenslade and White，2005）。也就是說，常態化是在個體的參與、互動中的動態過程。例如，行動者網絡理論就認為，實踐的更替、技術的創新、科學的演進等是人與非人的參與者交互而成的動態過程（Latour，2005）。再如，創新擴散理論著重分析了早期采納者和產品帶頭者是如何踐行、接納、倡導新實踐的（Strang and Meyer， 1993；Rogers，1995）。這些不同領域的研究都越來越多地帶入過程視角，將常態化的定位從穩定的結構性結果導向了復雜的動態過程。

May 和Finch（2009）提出的常態化過程理論正是對這一轉向的全面總結。他們認為，常態化集啟用（imple? mentation）、嵌入（embedding）、整合（integration）這 3 個面向為一體。具體來說，當實踐得以在行動上持續進行時，其同時也在進行規范的嵌入與價值的整合。所以，常態化實質上包含了 4 個范疇，即連貫體系（coher? ence）、認知參與（cognitive participation）、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反思監控（reflexive monitoring）。連貫體系指的是實踐在行動、規范、價值上邏輯自洽，形成連貫的一整套體系。而實踐的具體形態則是實踐者在認知參與和集體行動中通過不同維度的投入而塑造的。在反思監控中，實踐者通過正式與非正式的途徑不斷反思、評估實踐的成效。這四個范疇共同呈現“實踐應當是怎樣”與“實踐是什么”的對照：實踐者經歷認知參與和集體行動，通過反思監控來判斷實踐活動是否自洽、連貫，當其不斷理解并認可實踐體系時，這項實踐才會走向再生產。

常態化過程理論在帶入過程視角的同時，并不否認結構性的因素存在影響，而是否認這種影響是充分的、確定的、固化的。換言之，常態化既非純粹由結構而安排，也非純粹由個體而塑造，而是從個體到環境的不同層面——行動、認識、組織、制度、文化等——因素的交互過程。也就是說，常態化具有交互性，各因素的參與不僅在方向、方式上是多樣的，還可能具有內在的張力。

（二）帶入過程視角

從而，本文進一步帶入過程視角，基于常態化過程理論的啟發，將志愿常態化視為一個志愿者在組織內外環境中通過行動和認知去不斷理解志愿服務、判斷志愿服務各方面的元素是否自洽的過程。從志愿體系的發展來看 ，伴 隨管理主義影響的深 化（Guo，2006；Claeyé and Jackson，2012；Hvenmark，2016；Suykens et al.， 2019），志愿服務在尋求專業化（Brudney and Meijs，2014；Marberg et al.，2019）的道路上愈益強調體系的效果和效率（Hvenmark，2016）。志愿者在實踐中會透過行動和認知追求志愿服務的“ 客觀意義”（pursuit of objec? tive meaning）（Teske，1997），在自身參與建構的基礎上（Chuang et al.，2015），不斷衡量志愿服務能否達成目標、實現價值（Ripamonti et al.，2016；Wu et al.，2016；Hvenmark，2013）。這與對大學生支教的調研情況相一致，志愿者反思、衡量的不僅是支教的目標是否有意義，還是支教體系能否達成自己的目標、兌現意義。

因此，志愿常態化是“ 個體— 環境”交互下的一致性塑造過程，多樣的因素都參與其中：志愿者所具有的社會背景特征、所處的制度環境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和認知的偏好，也會形塑志愿者所在的志愿組織如何安排流程、管理等；而組織對志愿活動的安排直接影響志愿者個體和團隊的行動參與、信息獲取方式，也會激發志愿者將外在環境對其的影響和在組織行動中的經歷相聯立思考；認識、感受等個體認知會影響志愿者對組織內外環境中文化、價值、意義的解讀，以及在解讀下對內外環境進行塑造（見圖 1）?？梢?，從個體到環境中方方面面的因素處于持續的、無固定順序的交互中，推動著他們對志愿體系做出理解、判斷、衡量。當志愿者愈加肯定志愿體系的成效，不斷在其與志愿體系之間建構出一致性，志愿常態化就更進一步。當然， 這并非意味著志愿常態化就此“ 修成正

果”，而是形成了通往“ 正果”的、正向循環的機制。

那么，如何在這種動態理解下，在考慮多樣因素多重、多序、多方向的交互中提取志愿常態化的機制？ 本文繼續以大學生支教為例展開了分析和

探索。

圖 1 志愿常態化中的“個體—環境”交互

四、研究設計

（一）探索思路

過程視角的帶入呈現了志愿常態化的動態意涵。而在這種動態的理解下，各因素與志愿常態化之間的機制并非某種結構下的因果關聯，而是過程中的交互關聯。志愿服務能否成為公眾的習慣涉及了多樣因素的參與，而參與機理亦十分繁復。這使得，對志愿常態化中“個體—環境”交互機制的探索十分棘手：一方面，常用的統計分析與過程視角的內在邏輯不符；另一方面，若單是通過案例的質性材料進行歸納，又很難對復雜的情況予以周全的考慮。

研究團隊于 2011 年起在北京、成都 10 所高校對大學生支教展開調研，通過高校團委獲得高校所有支教團隊的名單，然后隨機選取 5~10 個團隊的全體志愿者進行問卷調查，并選取部分填答者④ 進行半結構訪談。此外，調研團隊搜集了各支教團隊日常記錄、參與評獎等文本素材，并在 2012 年、2014 年、2017 年再次與調研高校的支教大學生進行了半結構訪談?；谶@些多維度的豐富材料，本文得以克服研究方法上的難題：首先，引入與過程視角內在邏輯相符的隨機森林模型，對問卷數據進行模擬性分析，來確保對復雜情況的充分考慮；隨后，參照隨機森林模型的結果對訪談資料進行主軸編碼，從中提煉具有一般意義的交互機制。

（二）隨機森林模型

本文視志愿常態化為一個多因素交互的過程，而隨機森林模型中決策樹的構建在根基上與此相契合，可以更穩定、更適應樣本情況地估計各因素的交互能力（模型的構造參見附錄圖 1）。

志愿常態化的內涵在于“個體—環境”在交互下對一致性的塑造，即志愿者不斷地、不同程度地認可志愿體系的自洽性，形成一種行動和認知上的正向循環。所以，本文需要一個能夠反映志愿者判斷志愿體系是否自洽的變量，來指示“個體—環境”一致性塑造情況。問卷中，志愿者“認為所參與的支教項目還無法有效地完成其目標”（從“1=特別同意”到“7=特別不同意”的 7 個維度）的題目正體現了志愿者對支教體系是否自洽（能否經由活動實現目標）的判斷，可以作為指示“個體—環境”一致性塑造情況的核心變量（即決策樹的終結點）。多個隨機森林包含了不同變量參與、深度不同的決策樹，能夠最大限度地考慮志愿者在各個階段、各種情境下對支教體系達成目標與否的衡量，即通盤納入了不同維度和程度下的一致性塑造情況，正是從過程視角出發對志愿常態化的整體呈現。

隨機森林模型可以有效探索多個變量⑤ ，因此本文考察了 3 個層次、共 66 個變量在志愿常態化過程中的參與情況，即組織外的“個體—環境”交互變量、組織內的“個體—環境”交互變量、個體認知變量（變量的具體測量和分布情況參見附錄表 1）。組織外的“個體—環境”交互方面，包括志愿者的社會背景（性別、家庭收入、父母的教育情況與職業地位、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以及年級、成績排名、社會工作參與情況）和制度環境（所在高校的激勵情況，即榮譽、學分、資金、研究生支教團推免）。組織內的“個體—環境”交互方面，主要考察了組織構成（志愿者在志愿團隊中相識人數比例）和組織行動的情況（志愿者參與次數、志愿者在準備中投入的小時數、實踐天數、志愿者在總結投入的小時數，志愿者如何知曉支教活動、是否是組織者、是否經歷面試、參與培訓的情況、如何準備教案，實踐遇到各類困難的情況，實踐結束后將支教項目推薦給他人的情況、后續與服務學生聯系的頻率和交流深度）。個體認知方面，主要考察了志愿者的參與動機、相比其他志愿活動對支教的偏愛程度、持續報名參與的意愿、作為支教者的自豪感、作為支教者的關聯感、作為支教者的認同感、支教者預期的滿足程度、參與支教對志愿者價值觀的改變情況、參與支教對志愿者社會認知的改變情況、參與支教對志愿者人生規劃的改變情況。

本文用變量重要性評分（variable importance measure，VIM）這一指標來衡量參與變量的交互能力⑥ 。變量重要性評分是在多個“個體—環境”變量的復雜約束條件下，估計每個參與變量在整個志愿常態化過程中的參與強度，參與強度越高則其重要性評分排名越靠前，即對核心變量（一致性）的影響越重要⑦ 。不過，隨機森林模型條件多、非線性的特質強、包含繁雜的細節，基于變量重要性評分的解讀無法完全打開志愿常態化這個“黑盒子”。從而，本文結合質性資料來進行分析歸納。

（三）質性資料處理

無疑，大學生支教具有特殊性，所以本文并非要將模型對各因素交互能力的估計推演到其他志愿領域，而是在這些結果的引導下對訪談資料進行主軸編碼，從而提取更具一般性的交互機制。在訪談時，訪談員詢問了對象的個人背景情況、參與經歷、對支教的理解、對活動是否達成目標的評價，并且追問訪談對象如此評價的原因，呼應其前述的認識和經歷情況。所以研究將隨機森林模型分析中所使用的參與變量作為編碼標簽， 對每個訪談者的對應內容進行標記。由于本文關注的是多因素交互的機制，所以在編碼整理上不以標簽（參與變量）為單位，而是以訪談者為單位（編碼示例見附錄表 2），以便對包含對應標簽的訪談者表述進行整體回溯，對參與變量的交互情況、作用方式和方向進行統籌歸納。

五、初步探索：各因素的交互能力

（一）模擬方法

本文刪除未填答核心變量的樣本后，共獲得 953 個樣本。首先，將數據隨機分為兩部分：樣本內數據（660 個），在滿足一定復雜度約束的條件下基于此生成所有隨機森林，使得模型標準誤最低；樣本外數據（293 個）， 用來檢測生成隨機森林模型的預測能力與穩定性。其次，計算每個參與變量的重要性評分。研究每次在樣本內數據中生成 500 個包含 100 棵決策樹的森林，計算每個參與變量在每個森林上的重要性評分，并取其在 500 個森林上的平均值，以此作為其最終的重要性評分。最后，為便于質性資料的歸納，研究在當前樣本點的鄰域里將每個隨機森林退化成一個線性模型，以該線性模型對應變量的系數方向作為參與變量對一致性塑造方向的一種度量，即概率更高的影響方向⑧ 。這種度量的意義有限，因為正負方向之間的差異可能極為微弱，因此不用于樣本外的推斷，僅在機制提煉時作為參考。

（二）探索發現

圖2從高至低地匯總了各個參與變量的重要性評分，并在橫坐標變量名處標記了與核心變量（一致性）關系的整體方向。組織外的“個體—環境”交互方面，志愿者的社會背景對于一致性塑造十分關鍵。結果顯示， 來自家庭和學校的背景因素呈現更強的交互能力。具體而言，家庭收入（2/66）、母親教育年數（13/66）、母親職業地位（14/66）、父親教育年數（21/66）、父親職業地位（24/66）、學校中參與社會工作的時間（8/66）與其年級

（20/66）的影響的重要性評分相對靠前。而制度環境方面的因素在排名上均靠后。組織內的“個體—環境”交互變量的情況較為紛雜。其一，相關志愿者投入時間的因素交互能力較強，準備時間（1/66）、總結時間（3/66）、 實踐天數（6/66）、后續與服務學生聯系的頻率（10/66）、參加次數（12/66）的重要性評分排序都靠前。其二，團 隊相關的變量排序較為靠前，比如團隊已相識人數比例（7/66）、團隊成員反思和質疑過支教意義（9/66）。再比如，參與團隊建設的培訓、團隊共同編寫教案分別是培訓類別和教案編寫類別變量中交互能力最強的。其三， 反映組織能力的變量排序較為靠前，比如遇到教學難以有序有效進行（16/66）、服務難以滿足當地需求（25/66） 的困難。此外，個體認知方面的變量普遍有較強的交互能力，比如志愿者的認同感（4/66）、志愿者預期的滿足情況（5/66）、人生規劃上的改變（11/66）、對支教活動的偏愛程度（15/66）、持續參與支教的意愿（18/66）、志愿 者的關聯感（19/66）等。

六、交互機制的歸納

隨機森林模型最大限度地容納了多因素的交互情況，對志愿常態化的復雜性進行了貼合地模擬。在此基礎上，研究引入 10 所高校、40 個支教項目、共 92 名志愿者的訪談資料，以參與變量為標簽對訪談資料進行了主軸編碼。首先，根據數據分析結果，可以歸結出 5 個交互能力相對較高的變量組，即相關家庭與學校的個人特征變量、個人投入時間變量、團隊相關變量、組織能力變量、個體認知變量。研究以這 5 個變量組為線索，從訪談資料中追溯這些變量組內部在交互方式、方向上的共性。并且，研究歸納了不同的變量在交互上的時機特征（在怎樣的條件下通過交互發生影響）。其次，以每組為聚焦，來探索是否存在與組內變量性質相似卻交互能力較低的其他變量，來檢證所總結的共性是否穩定。最后，考察組間是否存在共性機理相同的情況，進行簡約處理。經過這一歸納過程，本文提煉出 4 個“個體—環境”交互機制，即情境關聯、成員嵌入、圈子連帶、能力適配。

（一）情境關聯

在志愿常態化中，與志愿服務的領域、場所等情境的關聯度越高的參與變量，所包含的“個體—環境”交互的渠道越多或強度越大，對一致性的塑造作用越強，本文將此稱為情境關聯機制。這是因為關聯越深，這一變量所承載的觀念、經歷等也會成為志愿者在活動推進中行動和認知的“工具箱”，為其反思提供情感、文化、能力等。

從本文的案例來看，與支教這一具體情境關聯越強的變量，其交互能力越強。具體而言，志愿者的社會背景折射了其家庭的階層地位、享有教育資源等，這與支教從教育資源角度來應對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內核所關聯。在志愿者參與支教的前、中、后期，當志愿者在接收各種信息——輿論宣傳、實踐內容、實踐地情況、受助學生情況等——時都會“喚起”與自身成長經歷、家庭情況、教育資源等的對比，形成反差或共鳴。比如，有社會經濟狀況較好的志愿者，因為“ 自己從小生活在城市，感覺一直是嬌生慣養的”，所以對偏遠地區十分“ 好奇”，而在參與支教后被所看到的欠發達地區的景象所“觸動”，認為支教是能夠給自己“帶來一些改變”的平臺

（訪談資料 20110623BHYL）。不同的志愿者也由此對支教產生了不同認識，比如有支教者就介紹到“我們隊伍里有一個北京來的同學，就從來沒有去過農村，那個同學在支教的時候感觸就很深。還有一個志愿者比較特殊，是孤兒，他覺得他在成長中曾經受到了很多幫助，所以就有感恩、奉獻的情懷吧，想通過自己來支教去力所能及地幫助那些農村的孩子，尤其是留守兒童們”（訪談資料 20110525CLYY）。另外，大學生支教的平臺主要以高校為場所，從而反映高校場景的變量—— 年級、學校中參與社會工作的時間—— 的情境關聯度也較高。比如，TH 大學G 支教團隊的L 同學參與過各色社團活動、學生工作，她認為“比較而言，還是支教最有意義，也最能實現活 動（最 初的）想 法 ”，遂 而退出了其他活動 ，“ 更專心地把支教作為一項事業 ”（訪 談資料 20111118TSYL）。與此同時，性別、民族、黨員、宗教信仰與支教活動的情境關聯較低，志愿者也很少主動提及這些因素的影響。 此外 ，盡 管調查中各高校都對支教有相應的激勵 ，但 其激勵范圍有 限（訪 談資料

圖 2 各參與變量的重要性評分

20120523BHCL）、志愿者知曉率低（訪談資料 20110623BHYY），從而與支教的情境關聯低，難以構成“ 工具箱”。

可見，情境關聯高的因素常常成為志愿者行動和思考的比對“工具”，志愿者在實踐中會由具體的情境“感到”“觸動”“想起”這些因素。也就是說，這些因素在“映照”的時機下進行交互，激發和推動志愿者的反思，進而影響一致性的塑造。

（二）成員嵌入

當參與變量反映出的個體嵌入特定組織或領域越深時，個體與環境在交互中具有更多接收、反思信息的機會，也就越能影響一致性的塑造，即成員嵌入機制。從案例來看，志愿者在支教各環節的參與時間和各維度的認知情況都體現了成員的嵌入。這些變量在交互中通常是連貫的，形成了對一致性的影響鏈。比如，BS 大學的志愿者M 在參加了為期一年的研究生支教團后也繼續投入到日常支教項目中（參與時長、參與次數）， 他覺得“教師是一個很神圣的職業，大家都很羨慕我有這樣的經歷”（自豪感、認同感），“以前比較愛慕虛榮，現在責任心增強了很多”（價值觀改變），還“ 打算在今年或者明年考教師資格證”（人生規劃改變），所以“ 支教活動還是能實現很多改變的，于我自己、于那些學生都是”（訪談資料 20110526BSYM）。再比如，ZC 大學的志愿者B 就在不斷參與中逐步認可支教體系，“我第一次參加的時候其實沒有太多感觸……到第二次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很多現象。像當地黑網吧很嚴重，班上好多小孩兒都去。我就希望能通過自己改變這個現象吧…… 到第三次的時候，我真的開始覺得教師是個神圣的職業…… 我和我教的 3 個學生一直都聯系，有一年了吧”（訪談資料 20111120ZCDB）。另外，成員在嵌入中所形成的認同是多維的：當志愿者對所在團隊、支教活動建立認同、更為偏愛時，其往往更認可支教體系（訪談資料 20171102RMTL）；但如果志愿者形成的是對廣泛的志愿服務的認同時，其不一定會更認可支教體系，反而可能在比較中對支教體系有更多質疑（訪談資料 20120408BHCK）。

可以看出，成員嵌入是個體接收更多信息、思考更深入的過程，所以在作用時機上經由累積而進行交互。當志愿者在支教上投入了更多時間、經歷、情感、思考時，其對如何設計課程、怎樣進行教學等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也會通過自身的調整來嘗試改善支教目標的實現狀況。并且基于支教的特點——教學效果難以在短期中顯現，當志愿者嵌入越深時也才能有更多機會去看到支教目標的實現。所以成員嵌入機制實質上是門檻性的，當嵌入程度不足、信息量不夠、思考不充分時，志愿者對一致性的塑造不足。而成員嵌入程度對一致性的影響是多向度的，也有志愿者在參與數次后歸結出支教體系中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問題，覺得不論自己如何改變或付出都無法讓支教實現其目標，感覺“心累”（訪談資料 20170326RMTL）。

（三）圈子連帶

當參與變量反映了個體在組織中的圈子連帶數量越多或緊密度越高時，個體與環境在交互中會經由圈子形成認識、情感等，從而加強或減弱對某些信息的思考和關注，顯示出更強的交互能力，本文將此總結為圈子連帶機制。

圈子連帶機制在作用方式上與情境關聯機制類似，是通過提供情感、文化等的“工具箱”而影響一致性塑造。不過，情境關聯機制指向的是個體在與環境的交互中，從“縱向”上不斷對既往經歷的映照；而圈子連帶機制則是個體在與環境在交互中，從“橫向”上與所處圈子的共鳴。簡而言之，圈子連帶機制體現的是社會網絡的力量、集體情緒的感染、團隊文化的熏陶等。不過，從中國社會關系的特色出發，本文以“圈子”而非集體、團隊等概念對其定位，認為志愿者在參與活動時以自身為中心建立社會關系、形成圈子并受其影響。而志愿團隊邊界不明確、成員不穩定的特征，也尤其凸顯了“圈子”的特征。

圈子可以是志愿者在參與活動時新拓展的，也可以是志愿者將其已有的圈子帶入其中。但不論是哪種渠道，若志愿者的圈子連帶數量越多或越緊密時，圈子對其行動和認知的影響就越強。這也是為何團隊已相識人數比例這一變量的交互能力較高。當志愿者在志愿團隊中已相識人數較多時，其他成員更容易影響其如何理解支教。比如BY 大學B 支教團隊的M 同學就說道，“ 我們本來就是平常玩的比較好的同

學一起組隊參加的。所以其實我們還是遇到挺多困難的，尤其是那邊生活不是特別方便…… 但我們都會一起商量，有困難一起去解決，十分上心，也十分給力。這就讓我們（支教）更有效率，能給那邊（支教學生）帶來更多改變?！碑斎?，志愿者也可能會因為其他成員對支教的質疑，而難以認可支教體系（訪談資料20110602TSSH）。

圈子連帶機制反映了個體社會關系在支教組織的嵌入，但其作用方式和時機上與成員嵌入機制不同。成員嵌入機制可以視為在信息量和處理程度的累積；而圈子連帶機制則是對注意力和處理方式的影響，在時機上是通過圈子與自己的共鳴所引發的。舉例而言，當一個志愿者既看到支教可以在短期中擴大受助學生的視野，也看到支教在長期中難以提高受助學生的成績，而如果其圈子中的成員更關注短期的積極影響， 該志愿者基于這一共鳴會更傾向贊同支教體系的設置（訪談資料 20110427SCQT），但如果其圈子中的成員更關注長期作用的局限，那么該志愿者也會因這一共鳴而更質疑支教體系的設置（訪談資料 20171103THJC）。

（四）能力適應

若參與變量更多反映出志愿者、志愿團隊、志愿組織等的能力適應情況，其在個體與環境交互中的空間越大、窗口期越長，對一致性的塑造越強，即能力適應機制。案例中，支教團隊遇到教學難以有序有效進行和服務難以滿足當地需求這兩個體現團隊能力的變量顯示出較強的交互能力。結合訪談來看，這呈現的并非是能力匹配的結果?？v然，組織能力或個人能力不足確實會讓個體產生“挫敗感”（訪談資料 20110524SCQL），可個體和環境如何進一步交互來應對能力在既有情況和多方期望的差異，才會繼而影響一致性的塑造。所以，這是一個動態的能力適應過程。例如，CL 大學的Y 志愿者就談到，“ 我們在教學技能上很不夠，感覺幫不上啥

……而且一開始他們（學生）很靦腆，不太搭理我們……其實在招募的時候我們還考慮到這點，就是報名（者） 的溝通能力……剛開始大家都溝通不是很順暢，后來就好了，他們（學生）其實是很依賴我們的，如果主動陪他聊天陪他玩，他就會很高興……有一個小女孩，之前準備的都很好（活動中的演講課程），稿子也寫下來了，但是上臺時她突然特別特別緊張，后來我就慢慢鼓勵她，就都好了……這些小細節都讓我們很感動，很想給他們幫助，想把自己會的都教給他們……在認識上還是有個轉變，后面就越來越覺得（支教）還是非常有用的”（訪談資料 20110525CLYY）。而當實際能力與預期匹配時，志愿者反而還可能不認可支教體系。譬如師范類院校BS 大學L 志愿者先前已有多次教師實習經歷，雖然在支教中“得心應手”，但基于對支教與常規教學的比較，他認為支教周期短、穩定性差，難以實現目標（訪談資料 20120920BSQL）。

并且，能力適應機制是雙向的。一方面志愿者、志愿團隊、志愿組織可以通過提升能力來契合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調節實踐對能力的需求來尋求一致。比如，WJ 大學的M 志愿者就說道，“ 我們去云南支教，當地就覺得嘛，你們都是北京來的大學生，就希望我們能幫他們解決很多問題…… 但實際上我們時間很短，能發揮的很有限，就也和他們交流，我們也自己想怎么能夠更好幫助學生。經歷了不少思想上沖突的。后面我們覺得就是要在支教之外吧 ，就 是（把 當地的情況）宣 傳出去 ，爭 取更多的關注 ”（訪 談資料 20110622WJWM）。

總結來看，當志愿能力與期望之間不匹配時，各方會進行更多的互動、交流，也就為一致性的塑造提供了更多個體與環境交互的窗口。這類似于戈夫曼所述的“儀式不均衡”（Goffman，1967）。能力的“不均衡”——或者說志愿者在志愿活動“能做什么”和“想做什么”之間的“波動”——會促進志愿者在嘗試建立均衡中進一步思考，對志愿體系是否自洽的評判會更為審慎。能力適應機制發揮作用也是門檻式的。但與成員嵌入機制不同，能力適應機制在作用時機上并非經由累積而設置或打破門檻，而是經由波動而判斷門檻能否被打破。

也就是說，個體通過與環境的交互，不斷認識到既有志愿能力和目標期望之間的匹配和差距，總結當前志愿目標的實現程度是偶然還是必然，進而判斷志愿活動能否實現目標。

這四重機制貫穿整個常態化過程，對一致性塑造發揮著多方向的作用，在作用方式和時機上亦不盡相同（見表 1）。這四重機制涉及的因素上

七、結論與探討

志愿常態化既是志愿服務發展的要義，也是整個社會在穩定與革新間交替的縮影。既有研究不斷對志愿常態化的內涵進行挖掘和拓展，引入持續的行為和意愿、對角色的認同、對組織的承諾、對意義的構造等來反映志愿常態化。這些指標、概念的引入，都是從志愿常態化所導向的某種靜態結果為切入點，進而通過描述這種結果的實現來展現志愿常態化。盡管這些研究也探討了志愿常態化的機制，但基于靜態的解讀，這些機制性的探討也將各類因素與志愿常態化之間理解為單調的、指向明確的因果關聯。這與實際情況存在脫節。借助大學生支教的案例，我們看到志愿常態化實際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間各個因素的關系十分復雜。所以， 在進一步帶入過程視角下，本文將志愿常態化解讀為“個體—環境”交互中對于一致性不斷塑造的過程?；谶@一解讀，本文繼續以大學生支教為例，透過調研所得的多維度素材，在隨機森林模型結果的引導下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歸納出“個體—環境”交互的情境關聯機制、成員嵌入機制、圈子連帶機制和能力適應機制。

四重機制角度不同，作用方式和時機也不同，但都反映出“個體—環境”交互在機理上的復雜和方向上的多維。這顯示，一致性的塑造——即志愿者對志愿體系是否自洽的判斷——并非是個體對環境的被動接納。換言之，不是只有當志愿者的想法和既定的志愿體系“恰巧”相符時，才能走向志愿常態化。志愿者在各種情境的激發下，在日益積累的投入和思考中，在圈子的帶動下，在能力的轉換、調整中，都可能對既定的志愿體系產生影響，使志愿體系的目標、實現目標的方式等有所改變。所以，常態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個體與環境互相影響而成，而是個體與環境互相交互、建構而成的，其所趨向的一致性在內容上也處于不斷的變化中。從而，志愿常態化需要政策支持、制度保障、有效管理，也需要宣傳、動員、培育志愿文化和精神，更需要能夠合理地激發、釋放志愿者的主體性。所以應當賦能志愿者（Laschinger et al.，2001），引導其在“求同”的意圖下建構志愿體系。

這四重機制是從大學生支教的案例中歸納的，而且局限于研究的設計、變量的選取等，不能覆蓋志愿常態化中交互機制的所有情況。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本文在分析時并未聚焦于對具體因素的闡釋，而是呼應已有的常態化研究做出更具啟發性和拓展性的總結。

首先，“情境”的概念廣泛用于社會科學對社會行為的解讀中。從互動論的視角來看，情境即客觀和主觀的雙向作用（Kristof-Brown and Billsberry，2013；Kristof-Brown et al.，2005）。但是，“ 情境”概念的應用在廣度上有余而深度上不足。任何具有個體和環境交互意涵的因素都被稱為“情境”，那么各種各樣的“情境”之間具有怎樣的關系，就十分值得探討。情境關聯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對此進行了解答，不同情境對社會行為或現象的影響力與其在特定范疇和場景中和其他情境的關聯程度相關，關聯越強時其交互渠道越多、交互程度越強。

其次，在歸納成員嵌入機制時，我們發現，伴隨志愿者的嵌入，其所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層次：可以是對特定圈子、特定成員的認同，也可以是對“支教者”的認同，還可以是對“志愿者”的認同。這些角色在內在上看似相關，但對志愿者如何評價特定的志愿體系卻可能產生迥異的影響。因而，后續研究應當在區分不同層次認同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不同層次的認同如何關聯。

再次，已有研究討論了成員連帶對于常態化的影響（Rehnborg，2009），而圈子連帶機制則進一步顯示了成員連帶對常態化影響的復雜性：發揮影響的不只是連帶的有無、密度、強度，而與之建立連帶的成員的行動和認知情況，以及構建、維系連帶的渠道和平臺是怎樣運行的，對于連帶如何發揮影響有著關鍵作用。以往從社會網絡出發的研究關注到了連帶的重要性，但更多是從連帶的結構特性出發予以解讀，對于連帶本身所承載的建構作用關注不足，即忽視了連帶背后“人”的因素。這亟待后續研究的挖掘。

最后，能力適應機制則讓我們看到，能力與期望的“恰好”匹配（Meijs and Hoogstad，2001）并不一定利于常態化，而兩者在相互適應中的波動可能帶來志愿者的“成長感”“成就感”等來促進常態化的實現。

作為一個探索性研究，本文進一步帶入過程視角，走出既有志愿常態化研究的困境。結構視角和過程視

角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構視角下的既有研究所選取的范疇和指標，比如持續行為、持續意愿、認同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志愿者對志愿體系的一致性塑造。但之所以遭遇解釋瓶頸，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范疇和指標只能反映某個階段或某個維度中的一致性，將其中的某個部分，比如實踐開展、價值傳承等作為整個志愿體系。但限于維度的區隔，局部維度的結論和經驗往往無法契合整體。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些范疇和指標并未將志愿體系視為一個行動和認知的連貫體系，意圖提取出一個“千項一面”的宏觀空間模式或事件趨勢，卻忽略了各部分的多樣性和內在關系。

因此，本文并非要否定既有研究在結構視角下的所有嘗試和探索。恰恰相反，本文基于過程視角對實際情況進行模擬，將既有研究中片段的、局部的一致性進行了動態整合。具體而言，在以隨機森林模型探討大學生支教的案例時，本文以志愿者志愿體系的鏈接為出發點，將支教者對支教目標能否達成的判斷作為核心變量，來指示各因素在多樣交互和組合中對常態化的塑造；同樣也將結構視角研究中所常用的，反映了某個階段或維度的一致性的因變量——比如多次參與行為、持續的意愿、角色認同、預期滿足等——作為志愿常態化過程的參與變量。志愿常態化中的“常態”，不是一個流水線所生產出的整齊劃一的結果，而是動態的、多元的、遵從于實際的正向循環。在志愿服務的發展中，既要“海納百川”，承認不同情況的客觀和主觀差異，鼓勵各個志愿團隊、志愿項目、志愿者根據實際情況，發展出具有自身特征、符合自身規律的發展模式；也須“ 綱舉目張”，對不同模式中的共性經驗進行總結，基于引導實現協調、共享的整體驅動，最終達到局部和整體的調和。因而，強調具體動態交互的過程視角，無疑對我們探索志愿常態化的多樣性機制有著重要意義。本文只是圍繞具體的個案對其內在機理初探一二，亟待日后研究的深入剖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

注釋

①在《習近平致中國志愿服務聯合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的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為志愿服務搭建更多 平臺，給予更多支持，推進志愿服務制度化常態化，凝聚廣大人民群眾共同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貢獻力量。

②大學生支教項目主要有 4 個具體類型，即研究生支教團、暑期“三下鄉”實踐平臺上的支教項目、高校團系統發起的項目、社團或個人發起的項目。前兩者由國家層面發起：研究生支教團在大學生自主報名的基礎上，通過高校選拔一定名額的志愿者到國家中西部貧困地區中學支教一年，志愿者可以獲得保送研究生資格；暑期“三下鄉”號召大學生在暑期自主開展去往鄉村的實踐活動，支教是大學生經常選擇的活動主題。高校團系統通過指導校級和院系的青年志愿者協會來發起各類志愿活動，支教是其中的重要組成。 大學生還可以通過建立社團或個人自主發起支教項目，高校團系統、扶貧辦等單位也會對這類項目提供相應支持。這四類項目都離不開“自上而下”的動員、支持（組織、激勵等層面的推動），也離不開大學生“自下而上”的自發參與，既有基于體驗的“淺嘗輒止”，也有基于使命的“ 持之以恒”。所以，在我國志愿服務的開展中，“ 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并非對立的、獨立的兩個邏輯，而是相互整合、并行不悖。

③結構視角關注各種社會狀態中持續的元素、穩定的安排；而過程視角則關注個體或群體在其中的互動，尤其是由此而來的模式 組合與重組。兩者作為基本的理想型框架，一直在相互角逐、交織，成為諸多社會理論共同的內在基礎和發展的動力機制（Matthews， 1989）。

④在確定訪談對象時，也考慮了每個支教團隊都要涉及長期參與者和偶爾的、甚至是“一次性”參與者。

⑤因為其對離散型變量和連續型變量都有較高的容忍度，對數據自相關性要求也較低。

⑥變量重要性評分的計算基于計算基尼指數（Gini）的基礎上。根據布萊曼等人（Breiman et al.，1984）提出的計算方法，假設有 c

個參與變量 x1，x2，x3，...，xc，要計算出每個參與變量 xj 的Gini 指數評分 VIMginij ，亦即第 j 個參與變量在該森林所有決策樹中節點分裂不

純度的平均改變量：GI =∑? K ? ∑ p p = 1 -∑?? K ?? p。2 其中，K 表示有 K 個類別，p 表示節點 m 中類別 k 所占的比例。直觀地說，就是隨

機從節點 m 中隨機抽取兩個樣本，其類別標記不一致的概率。特征 xj 在節點 m 的重要性，即節點 m 分枝前后的Gini 指數變化量為：

VIMginijm=GIm-GIl-GIr。其中，GIl 和 GIr 分別表示分枝后兩個新節點的Gini 指數。

⑦重要性評分可以克服樣本因條件分布帶來的誤差。例如，當某參與變量對于一半的樣本的條件分布同核心變量呈顯著正相

關，而在另一半樣本的條件分布上同核心變量為顯著負相關時，如果我們用線性回歸模型來探索，有相當大的概率其在整體樣本中不

能顯著地體現出任何相關性。而參與變量增多會帶來約束條件復雜度的幾何增加，變量的關系就更加多樣和難以具體化。但在隨機 森林模型下，變量重要性評分通過非線性的邏輯條件對線性模型進行分割拓展，可以更好地匹配上述不同條件分布下參與變量對核 心變量的影響，從而考慮因素在交互上的多重、多序、多方向。

⑧參與變量與核心變量關系的方向通過以下公式計算：

npi = sign(δli→m0+ 1δ∑( pj ?vk,1,vk,2 ,…,vk,i + δ,vk,i + 1,…,vk,N ? - pj ?vk,1,vk,2 ,…,vk,i,vk,i + 1,…,vk,N ?))

其中，npi 為在樣本數據點鄰域里將隨機森林退化成一個線性模型后第 i 個參與變量的方向，p（j vk，1，vk，2，…，vk，N）指當輸入變量為

（vk，1，vk，2，…，vk，N）時第 j 顆樹給出的預測結果，vk，N 指第 k 個樣本中第 n 個參與變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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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提供了正文中未提供的具體說明，包括隨機森林的具體構造、變量的測量與分布情況、以志愿者為單位的主軸編碼示例。

（一）隨機森林模型的構造

單個的決策樹構造呈現了一種變量交互情況（可以覆蓋所有參與的變量，也可以覆蓋部分變量；同一個變量可以在決策樹中出現 多次）。而通過構造多個形態各異的決策樹形成一個隨機森林，可以最大限度地納入不同變量的交互情況。不同的變量在一個隨機 森林中會展現出不同的交互能力，而在此基礎上構造多個隨機森林，可以減少單個隨機森林中對各因素交互能力估計的偏誤，從而更 穩定、更適應樣本情況地估計各因素的交互能力。

附圖 1 隨機森林模型構造示例

撥云見日——揭示中國盾構機技術趕超的艱辛與輝煌管理科學與工程

注釋

①在我國，習慣上將用于軟土層的隧道掘進機稱為（狹義）盾構機，將用于巖石層的稱為（狹義）TBM（Tunnel Boring Machine）。在國際上，將用于軟土層或巖石層的隧道掘進機都稱為廣義的盾構機。為表達方便，本文盾構機均指的是廣義的盾構機。

②前五強依次為鐵建重工集團、德國海瑞克集團、中鐵裝備、中交天和與上海隧道。該數據由全球工程機械 50 強峰會組委會和

《中國工程機械》雜志聯合發布。

③⑤來源 2019 年 10 月 29 日~30 日鐵建重工的訪談。

④1986 年 3 月由國務院發起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旨在凝練我國發展高科技的戰略需求。2016 年，隨著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的出臺，863 計劃結束了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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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42頁）

（三）以志愿者為單位的主軸編碼

研究將隨機森林模型分析中所使用的參與變量作為編碼標簽，對每個訪談者的對應內容進行標記。由于本文關注的是多因素交 互的機制，所以在編碼整理上不以標簽（參與變量）為單位，而是以訪談者為單位，即不拆解每個訪談者的表述，而是將其表述對應多 個標簽。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An Exploration of Perso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

Luo Ji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How to underst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is the core issue a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eering. Previous studies discuss this issue from various frameworks and by different concepts or indicators, such as volunteers' continuing behaviors or willingness, role identity, commitment, sense-making, etc. However, each study meets its own interpretation limit that wouldn't be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With the help of a literature re? view of normalization theories and also facts from a typical case, namely the teaching support program where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s are organized to be short-term or long-term teachers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at the cause of interpretation limits lies in the static perspective held by previous studies. That is to say, normaliza? tion is rather a process of reaching agreement than an agreement already achieved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envi? ronm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urther introduces and applies processual approaches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 of previ? ous studies. With the inspiration of Normalization Process Theory,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can be under? stood as a process where volunteers try to recognize and approve the volunteering practice system through their cogni? tive particip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under environment influences, which reveals the building-up of mutual consis? tency within perso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Then there comes to a more complex question: how do individuals inter? act with the environment? Specifically, what mechanism(s) can be deducted from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Continuing with the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is question in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n 92 interviews and 953 questionnaires, through a survey of student volunteers of teaching support programs in 10 universities from Beijing and Chengdu, and follow- up interviews data collected in 2012, 2014, and 2017.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the perso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is not unidimensional and definite but multidimensional and paradoxical. In other words, on the way to realize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factors and elements are not exerting casual effect but interactive effect, 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with correlation analysis or structural analysis. Thus, the random forest method is introduced to take various interac? tion forms and situations into account more thoroughly and logically. Then according to the variable importance mea? sures calculated by the random forest method, the interview data can be coded to explore how variables interact and as a result, what kind of mechanism can be abstracted.

In conclusion, four person-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s can be extracted from analysis, namely context relevance mechanism, member embedding mechanism, social ties mechanism and adaptability mechanism. Particular? ly,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is not only a coincidental consequence of volunteer'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with the volunteering practice system, but also an achievable outcome as volunteers can have influence on the volun? teering system, under the incentive from relevant contexts, from their deeper and deeper embedding in participation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from the encouragement through empathy with social ties, and from the effort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actual and expected ability of themselves or organization. He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nly by empowering volunteers and stimul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volunteers can we help to realize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This article brings a dynamic perspective both theoretically and operationally, enriches our under? standing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as well as reveals its complex mechanism tentatively but instructively.

Keywords: the normalization of volunteering; perso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mechanism; random forest

JEL Classification: L31, Z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