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突出表現在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醫療衛生技術不斷改進，健康生活方式普及等方方面面。在各種力量的綜合作用下，中國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呈現出“兩低”的局面，人口發展已經完成了從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人口預期壽命得以延長，疾病模式也發生了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我國的人口政策也一直在調整變化，以適應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變化。本研究梳理新中國成立70年來人口政策和人口發展變化過程，以總結其中的有益經驗，為今后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供參考。

一、人口總量的變化

70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政策的及時頒布和有效執行，對我國人口總量的發展變化起到了正面的推動作用。我國人口總量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1階段：1949-1970年。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之前的5.42億增長到 1970年的8.30億。這一過程中，人口的迅速增長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關注，關于節制生育的政策文件開始出臺，如1955年出臺的《關于控制人口問題的指示》、1962年出臺的《關于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等[1][2]。但是，由于政治運動的原因，節制生育的政策沒有得到執行。避孕節育工作曲折反復，發展緩慢，有時候處于停滯不前，甚至是嚴重倒退的狀況[3][4]。但這一時期限制生育思想已經萌芽，為后期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打下了基礎。具體人口發展過程又可分成3個小的階段。

1.人口高增長階段（1949-1957年）。新中國成立之前，受戰爭、饑荒、疾病等因素的影響，人口增長緩慢。新中國的成立帶來了新的氣象，社會經濟的發展開創了人民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新局面。這段時期，死亡率由20‰大幅下降至10.8‰，降幅高達50%，人口出生率超過了30%，人口自然增長率很高。短時期內人口總量由5.42億增加到6.47億。

2.人口低增長階段（1958-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致使經濟蕭條，民生凋敝，人口死亡率突增至14.24‰，出生率銳減至18.02‰。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幅下降，甚至在1960年和1961年出現負增長。

3.第二個人口高增長階段(1962-1970年)。三年自然災害過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得益于社會經濟環境的恢復，人口出生率明顯提升，人口增長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所未有的高峰期。這一階段，死亡率逐漸下降到10‰以下，1970年達到7.6‰。人口出生率最高達43.37‰，且基本一直維持在35‰以上的高水平。人口總量由1962年的6.73億增長到1970年的8.30億，凈增人口1.57億。

第2階段: 1971—1979年。國務院于1971年發布的《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以及1973年正式提出的“晚、稀、少”政策[5] 57-58，拉開了計劃生育工作的帷幕。1978年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明文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6]。這一時期的生育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人口高出生、高增長的態勢得到遏制。人口出生率由1971年的30.65‰下降到1979年的17.82‰，人口死亡率由7.32‰下降到6.21‰，人口自然增長率由23.33‰下降到11.61‰。人口總量由1971年的8.52億增長到1979年的9.75億，凈增1.23億。

第3階段:人口高增長階段（1980—2000年）。1981年3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十七次常委會通過決議，成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直屬國務院，以加強對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國家把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到了戰略高度，計劃生育被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人口和計劃生育成為國家宏觀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戰略問題[7]。然而，政策推行在農村并不順利，考慮到農民的實際需求，1984年，國家計生委《關于計劃生育工作情況的匯報》提出農村地區按規定條件經批準可以生二胎，但嚴禁生育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一千萬人口以下的少數民族可以依習俗適當放寬。受政策的影響，人們的生育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生育水平下降，死亡水平穩定在6‰-7‰之間。

這一過程又分成兩個小的階段，第一個為人口高增長階段（1980—1990年)。由于20世紀6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造成的該階段適齡生育人口的爆發性增長，人口出生率較之前有所反彈。人口出生率在1987年達到23.33‰的峰值，人口總量由1980年的9.87億增長到1990年的11.43億，十年間人口凈增1.56億。

第二個為人口較高增長階段（1991-2000)。1991年發布的《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進一步全面闡述了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并要求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現行政策，不能搖擺、松動、改變，以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8]。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穩步推進，20世紀80年代的高出生率持續穩步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91年的19.68‰下降至2000年的14.03‰，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2.98‰下降到7.58‰，人口總量由1991年的11.58億增長到2000年的12.67億，人口凈增1.09億。

第4階段:人口平穩增長階段（2001年至今）。人口出生率由2001年的13.38‰緩慢下降到2017年的12.43‰，受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人口死亡率由6.43‰增長到7.11‰，人口自然增長率由6.95‰下降到5.32‰。人口總量由2001年的12.76億增長到2017年的13.90億，17年凈增1.14億，年均增長不到0.07億，已進入平穩增長階段。這一階段，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水平超過7%，進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政府和社會意識到計劃生育政策對養老負擔和勞動力供給等方面的影響，計劃生育政策再次開始調整。2000年3月中共中央頒發了《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盡管提出要加強計劃生育工作，但卻第一次明確暗示了生育水平不需要進一步降低，而只要“穩定”就可以了[9]。緊接著，中央繼續推進了相關政策的出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相繼頒布。2016年1月1日，中國正式進入“全面二孩”時期[10][11]。

分城鄉看，1978年改革開放后，城鄉流動加快，城鎮人口比例開始攀升。90年代，國家先后出臺了《國務院批轉公安部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和關于完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意見的通知》[12]、《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意見的通知》[13]，使得戶籍制度得以松動。戶籍制度的松動推動了城市化的進程，城鎮人口比例迅速上升。分性別看，男性人口的比例略高于女性人口，兩性人口保持穩定上升的態勢，與總人口的發展態勢基本一致（見圖1）。

二、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

人口再生產的類型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相結合形成的人口再生產的特征，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相適應。根據經典人口轉變理論，人口再生產過程可分為三大階段：(1)傳統階段。呈現出兩高（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一低（低自然增長率）的特征。(2)中間階段或過渡階段。其特征是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隨后下降，自然增長率先提高后降低。(3)現代階段。主要特征是三低（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長率）[14]。

中國人口的再生產類型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新中國成立前，人口再生產類型處于兩高一低的傳統階段。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社會經濟發展、醫療衛生事業進步等多種力量的綜合作用下，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同時，得益于穩定的社會環境，人民的生育意愿較為強烈，除三年自然災害外，人口出生率始終保持在很高的水平。這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的第一次重大轉變——從新中國成立前的兩高一低進入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長階段。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計劃生育的全面實施將出生率穩定在了12‰，同期死亡率也同步走低，并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由此實現了向三低模式的轉變，人口再生產類型進入到現代階段（見圖2）。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口轉變速度更快、周期更短，更具有其特殊性。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逐步加深，在150多年的自然轉變過程中實現了死亡水平和生育水平的緩慢下降。在計劃生育政策的推動下，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發生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人口再生產類型轉變過程中，生育和死亡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下文將從這兩個方面分析其在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作用。

(一) 生育的轉變

生育水平的衡量指標有出生率、總和生育率等。研究了解出生率和總和生育率的變動，有助于分析生育水平變動對我國人口所造成的影響，從而有針對性的調整中國的人口政策，促進人口均衡發展。

1.出生率

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經歷了3次人口出生高峰。新中國成立伊始，社會安定，人民生育意愿較強，出生率維持在37‰以上的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也很高，到1957年，總人口凈增1.05億。1959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出生率銳減至18.02‰，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三年自然災害之后，出現了補償性生育，人口出生率明顯提高，從1961年的18.02‰反彈至1962年的37.01‰，甚至在1963年達到43.37‰，且基本一直維持在35‰左右的高水平，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2個人口出生高峰。這一階段人口總量由1962年的6.73億增長到1970年的8.30億，凈增人口1.57億。70年代，政府鼓勵節制生育，人口出生率由1971年的30.65‰下降到1979年的17.82‰。改革開放后，第二次出生高峰期的影響顯現，隨著大規模生育年齡人口的到來，第三次出生高峰出現，十年間人口凈增1.56億。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不斷加強，人口出生率由1991年的19.68‰下降至2000年的14.03‰。此后，出生率一直穩定在12‰左右（見圖2）。

2. 總和生育率

總和生育率是指假設一個育齡婦女隊列按照某一時期(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一生可生育子女的個數?？偤蜕视捎诤唵畏奖愣１挥脕硖娲K身生育率來表達生育水平。國際上一般把總和生育率TFR=2.1界定為世代更替水平，低于更替水平2.1的總和生育率稱為低生育率，總和生育率在1.5以下則是超低生育率。由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缺少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的數據，這里采用聯合國的估計結果來看中國總和生育率的變動。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總和生育率約為6，之后以較快的速度下降，在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繼續緩慢下降，到2000年降到1.5左右，之后一直維持在1.5-1.6的低水平（見圖3）。聯合國的數據結果與專家學者修正得到的數據基本一致[15][16][17] 。而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分別僅為1.22、1.18、1.047，其中數據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計劃生育政策的高壓態勢造成了部分超生家庭逃避出生人口登記。

從下降的速度看，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是世界上總和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國家之一。從20世紀50年代與不發達地區齊平、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迅速下降，到90年代已達到與發達國家基本一致的程度（見圖4）。這一方面歸因于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另一方面源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

( 二)死亡的轉變

死亡測量指標諸如死亡率和平均預期壽命等是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群健康的重要標志。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人口的死亡水平呈現穩步下降的變化態勢，人口的預期壽命不斷延長，人口的疾病和死因模式也發生了改變。

1.人口粗死亡率

分析六次人口普查和2017年抽樣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前兩次人口普查粗死亡率明顯偏高，三普時期有了一個明顯的降幅，約5.14‰，降至偏低的水平。三普之后，中國人口的粗死亡率維持在6‰-7‰的偏低的水平。自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中國老年人口的比例迅速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死亡風險相對較高，致使人口粗死亡率下降趨勢減緩甚至一度呈現輕微的反向增長（見圖5）。

2.嬰兒死亡率

嬰兒死亡率的降低是中國在人口政策實施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得益于醫療條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嬰兒死亡率穩步降低。數據顯示，1949年之前，嬰兒死亡率高達200‰，1973-1975年下降到47‰。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嬰兒死亡率穩步下降，從1981年的34.7‰降至2000年的32.2‰。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下降幅度也較大，約19.1‰，2015年繼續下降至8.1‰（見圖6）。

3.平均預期壽命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國人的身體素質增強，預期壽命不斷延長。解放前，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約為35歲，新中國成立后，人口預期壽命迅速上漲，1973—1975年，男女兩性的預期壽命分別達到63.6歲、66.3歲。之后預期壽命一直穩定上漲，從1981—2015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67.9歲增長至76.3歲，其中男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 66.4歲延長至73.6歲，增加了7.2歲，女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 69.3歲延長至79.4歲，增長了10.1歲（見圖7）。

歷次普查間隙，預期壽命的增幅不斷增大，1981-1990年間增加了0.7歲，1990-2000年間增加了2.8歲，2000-2010年的10年間增加了3.4歲，超過1990-2000年間的增幅，也超出了聯合國步長法在預期壽命達到70歲后，每10年增長不超過2歲的增速[18]。除了實際的增長外，死亡數據的瞞報與漏報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

對兩性預期壽命的比較發現，女性的預期壽命普遍更長，一方面歸因于女性先天具備的生理優勢，另一方面歸因于婦幼衛生事業的發展，如產前檢查、住院分娩率的提高等。從預期壽命的增幅看，女性預期壽命的增幅始終高于男性，男性人口健康狀況的有效改善至關重要。

4.死因結構

根據流行病轉變理論，死因結構轉變主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傳染病大流行和饑荒期。疾病、饑餓是人類最早面臨的“天敵”，這一階段，人類生產力低下，醫療衛生條件差，面對疾病肆虐束手無策，造成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很低。第二階段是傳染病大流行衰退期。隨著人類生產力的提高，饑餓在世界大多數地區被克服，人類有能力開展醫療技術的開發研究，因而具備了對抗各類傳染病的能力，有效遏制了傳染病的爆發，使死亡率顯著下降。第三階段是退行性和人為疾病期。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并保持在較低水平，造成死亡的主要是生理老化引起的退行性疾病、營養過剩導致的肥胖等人為疾病[19]。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傳染病防治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霍亂、天花等重傳染病基本消聲滅跡，其他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也顯著下降。60年代后期，我國在大城市首先出現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取代傳染性疾病成為主要死因后，我國大部分地區的死因模式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20]92。1957—1975年城市地區的數據顯示，我國在1975年已經進入了流行病轉變的第3階段[21]。

1990-2016年，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地區，傳染病、呼吸系統疾病占全部死因的比重均有所下降，惡性腫瘤、心臟病、腦血管病所占比重明顯上升。呼吸系統疾病逐漸退出首位死因，成為第四位主要死因。城市地區惡性腫瘤取代呼吸系統疾病成為首要死因，農村地區以腦血管病為首，惡性腫瘤次之。2016年，惡性腫瘤、心臟病和腦血管疾病占全部死因的70%（見圖8、圖9）。

由于生存環境、生活方式和醫療衛生條件的差異，與城市相比，農村居民因傳染病、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的比例略高，因惡性腫瘤死亡的比例明顯低于城市地區。1990年和2000年腦血管病死亡的比例低于城市地區，2010年和2016年腦血管病死亡的比例反超城市地區。心臟病的比例以往明顯低于城市地區，但2016年開始與城市地區基本持平。心臟病和腦血管疾病亦成為農村居民的主要威脅。

三、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

人口的年齡結構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各年齡層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與多數地區一致，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從年輕型、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的態勢（見表1）。

圖10-16為歷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小普查的人口金字塔，直觀顯示了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遷?？梢钥吹?-14歲少年兒童比重不斷下降，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不斷上升，年齡結構圖逐步由寬底邊三角形變成底邊窄的梯形，此外，80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斷擴大，表明老年人口高齡化的趨勢愈發明顯。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漸進過程，我國的人口轉變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驅動的，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迅速，從相對年輕型人口結構，經過短暫的成年型人口結構，快速進入老年型的人口結構。

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少兒撫養比由1953年的61.2%下降到2015年的22.6%。老年撫養比由1953年的7.4%持續上升到2015年的14.3%，意味著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承擔14位老年人，與新中國成立初始相比幾乎翻了一倍。

四、成就與挑戰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實現了由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人口發展方面，具體體現在：

1.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政策相輔相成，較短時間內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由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人口是典型的高出生、高死亡模式，新中國成立后，以較快的速度轉變為低出生、低死亡的現代模式。

2.出生率和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使得人口總量未持續爆炸性增長，為世界人口與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3.在醫療技術的不斷進步、公共衛生服務不斷完善和健康生活方式日益普及等多種力量的綜合作用下，粗死亡率、嬰兒死亡率等指標迅速下降且穩定在較低的水平，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大幅度延長，老年人包括高齡老年人比重不斷增加，保證了老年人口可以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

4.實現了死因模式的轉變，主要死因由傳染性疾病轉變為衰老和退行性疾病。

然而，在一系列成就的背后，我國的人口發展仍面臨諸多的挑戰。伴隨生育政策的重大調整，中國將迎來新的人口發展時期，同時面臨更多的人口新問題。

1.當前年輕人口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變化，總和生育率已然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雖然近兩年放開了生育政策，但生育率未見明顯的提升。如果家庭的生育成本得不到降低，配套的公共服務措施未加以改善，未來生育率還可能進一步下降，勞動力資源將加速萎縮，屆時數量型人口紅利可能轉變為人口負債。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我國應該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務設施，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從婦幼保健、托幼服務、生育津貼等多方面鼓勵生育、減輕生育負擔。另一方面，勞動力的短缺可能倒逼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這就需要我們著力提升勞動力的素質、培養專業的技術人才，以質量型人口紅利推動經濟的穩步增長。

2.老年人的照顧贍養、醫療保健，勞動力是否充足等問題，成為我國的主要人口問題。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造成養老負擔加重，對養老金體系、醫療資源、護理資源等方面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是在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迎來人口老齡化的，在養老金資源、社會照護體系等方面并未做好足夠的準備。老年人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對社會照護資源、醫療衛生服務資源有更強烈的需求，如何滿足老年人的這些需求、確保老年人能夠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是當前我們國家亟待解決的問題。

3.預期壽命的提升并未伴隨健康水平的全面提高。目前我國人口的主要死因由傳染性疾病轉變為衰老和退行性疾病。醫療技術進步在這一方面的進展有限，退行性疾病需要人們增強健康保健意識、轉變生活方式得以控制，但這一過程非常漫長且見效緩慢。當前，很大一部分人群飽受慢性病的困擾，同時給國家帶來沉重的疾病經濟負擔。另外，傳染性疾病的威脅并未完全鏟除，一些新發傳染性疾病不時出現，如傳染性非典型性肺炎、高致病性禽流感等，而得到控制的傳染病可能會出現反復。這類疾病因其不確定性，對社會各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在城市化過程中，人口的高密度和高流動性使得疾病的傳播更為迅速，不易控制。公共衛生建設和全民健康素質的提高仍是我國乃至全球需要重點關注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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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載于《嶺南學刊》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