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藍皮書上的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60歲以上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94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4.3%，農村留守老人數量約有5000萬人，其中的高齡、失能和患病老年人的照料護理問題亟待關注。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速，青壯年勞動力從農村流出的現象變得愈加明顯，2013年，我國留守老人數量約為5000萬人，這些老人中與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比例從1991年的70%下降到了2006年的40%。 這對傳統的家庭養老的模式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傮w來看，我國的養老模式可以分為三大類，一為傳統式養老，主要包括老人自養和家庭式養老，一為新興的社會型養老，這種養老方式包括社區型養老和機構型養老。

一.當前中農村養老的基本模式

（1）傳統式養老

以安徽省為例，農村老年人中以低齡老年人為主。根據“六普”數據顯示，65——79歲年齡組人口占65歲及以上總人口的82.34%，這部分老年人口由于未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因此自己的勞動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自我養老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村老年的一種無奈選擇，伴隨著老年人勞動能力的徹底喪失，自養不是長久之計。傳統式養老中更為普遍的方式是家庭式養老，這也是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最主要、最傳統的養老方式。所謂家庭式養老指的是在傳統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子女對于老人所提供的經濟、情感等諸多方面的支持。在城鎮化進程不斷加速的背景之下，傳統的家庭式養老遭到了極大的挑戰：首先是因為家庭規模不斷縮小，根據安徽省“六普”數據顯示，與2000年相比，2010年家庭戶增加164.2萬人，戶均規模減少0.42人，由于人口控制政策的施行，少子化所導致的家庭規?？s小的現象將在不遠的將來日見凸顯；其次則是農村打工經濟的背景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安徽省近年來青壯年勞動力外流的數量約在1000多萬 。因此，在當前傳統式養老模式遇到嚴重挑戰的局面之下，積極開拓社會型養老的新模式刻不容緩。

（2）社會型養老

有學者采用區域比較的視角，對比了江蘇省南通市和陜西省榆林市兩地農村養老狀況的極大不同，并將期總結為兩種不同的典型模式 ：一為陜西榆林的居家養老模式，一為江蘇南通的機構養老模式。陜西榆林農村地區“鄰里互助式居家養老模式”主要的依托力量是當地的老年協會，其以村委會為載體，以鄰里戶主為基礎，以基本的照料服務為手段，為60周歲以上三無老人、兒女殘疾智障老人、空巢老人，提供“定人、定點、定時”的居家養老免費照料服務 ，這種養老模式獨具鄉土性，同時兼顧了老人生活和情感的雙重需求。江蘇省南通市共有各類養老機構153家，以民辦機構居多，該地主要以“社區服務式”機構養老模式為主，其配備專職服務人員，定時上門為社區老人提供各種服務，盡管這兩種模式在兩地發展得較好，但是依托子女供養的家庭養老模式仍是多數老人最為認可的養老方式，在陜西榆林這一比例為50.2%，在江蘇南通這一比例則高達92.7%。同樣是社會型養老，在江蘇南通，政府在養老方面的財政支持較為充足，因此公共基礎設施與硬件設備較為齊全，陜西榆林則由于政府財力的不足嚴重削弱了地方政府和農村地區為村民提供養老基礎設施的條件和能力 。

上面我們討論了我國農村現存的幾種養老模式，我們可以發現農村養老的如下幾個特點：首先，傳統型養老特別是家庭養老仍然占據者重要地位；第二，社會型養老順應城鎮化發展趨勢開始出現，并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未占據主導地位。第三，農村養老根據地區發展程度的不同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農村養老事業所面對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在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不斷地順應潮流，發展社會型養老模式的問題，就當前來看我國的社會型養老存在如下幾個問題：首先，體系發展不健全，數量和質量遠遠不足，我國現有3300萬失能半失能老人，平均每三個家庭中就有一位，農村的空巢家庭已經接近半數，但是相關的養老服務機構無論是數量和質量都遠遠不足，與城市養老院床位緊張相比，農村敬老院存在大量床位閑置的情況，2010年農村養老機構閑置床位47.5萬張，床位利用率為78% ；其次，社會型養老機構服務提供不精細、不專業，如果按照全國老年人與護理人員3比1的比例計算，全國至少需要1000萬名護理人員，實際上，目前全國養老機構的正式職工只有22萬人，農村養老機構這一問題較之城市更為嚴重；第三，社會型養老機構不能很好地與農村倫理相結合，多數老年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選擇去養老院等社會養老機構，根據李俏等學者所做的實地調查，以南通和榆林地區為例，受訪者子女認為自己的工作時間與照顧老人之間存在矛盾的人數高達85%和60%，近七成人的明確表示對于照顧老人力不從心，但是只有29%的家庭選擇將老人送社會養老機構，“孝”的文化讓農村人在選擇將老人送至養老院的時候十分謹慎。第四，財政投入不足，鄰里式的社會型養老機構難以為繼，陜西榆林式“鄰里互助”式的社區養老模式較為貼合農村實際的倫理，但是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困境卻是資金不足，其采用的方式是市政府與縣政府出資總額僅占68%，總額中的25%需要依靠子女出資與社會捐款，這種籌款方式很容易因為資金的問題使得養老互助活動出現中斷 。

二.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養老問題

上文對我國農村養老狀況及模式有了一個大致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農村養老面對的核心問題是不斷加速的城鎮化進程對于傳統的家庭養老及自養模式形成的巨大挑戰，在這一挑戰背后我們面對的更加學理的問題便是老年人如何再社會化的問題。本部分將結合筆者在山東省滕州市三村所做的實地調查，力圖較為細致的加以說明。在考慮這一問題之前，先來看一下滕州市基本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它目前的城鎮化水平。

1.地理位置

滕州市位于山東省南部，東與棗莊市山亭區毗鄰，南與棗莊市薛城區交界，西與濟寧市微山縣相連，北和濟寧市鄒城市接壤。京滬鐵路、京福高速公路和京滬高速鐵路貫通境內南北。全市總土地面積1485平方公里，境內東西寬45公里，南北長46公里。

2.產業概況

截止到目前，滕州市農林牧漁業及其服務業總產值132.7億元，增長3.4%。其中，農業總產值92.8億元，增長3.5%；林業總產值0.59億元，增長4.3%；牧業總產值26.37億元，增長1.0%；漁業總產值3.97億元，增長4.0%。農林牧漁服務業總產值8.98億元，增長10.7%。工業生產穩步提升，全年新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58家，消減24家，總數達到484家，實現增加值同比增長12.4%。按所有制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增長3.6%，集體企業下降4.5%，股份制企業增長13.5%，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增長5.7%，私營企業增長12.1%；按輕重工業分，輕工業增長10.8%、重工業增長12.7%；按隸屬關系分，中央省屬企業增長2.8%，滕州市屬企業增長12.6%，其中市直企業增長10.8%，鎮街企業增長12.9%。全市生產總值（GDP）902.6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4%。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71.87億元，增長3.3%，對經濟增長貢獻率2.4%；第二產業增加值481.51億元，增長12.5%，對經濟增長貢獻率69.0%；第三產業增加值349.26億元，增長8.5%，對經濟增長貢獻率28.6%。三次產業比例為8.0:53.3：38.7。人均生產總值54237元，增長9.6%，按年均匯率折算為8757美元。稅收收入占GDP比重為9.5%，同比下降0.1個百分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為6.8%，同比提高0.3個百分點。

3.人口概況

全市戶籍總戶數52.75萬戶，總人口169.3萬人，其中，男性88.61萬人，女性80.69萬人。人口出生率11.1‰，死亡率5.8‰，自然增長率5.30‰。人口合法生育率達到88.8%。

（二）滕州市張汪鎮三村

筆者走訪了張汪鎮的三個村，這三個村位于張汪鎮的西南部，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是典型的農業村，它們在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以及人口結構方面沒有大的區別，唯一的區別是他們的種植結構的不同。徐集村，由于率先在全鎮發展了土豆大棚，所以土豆的種植面積在全村的耕地面積中占有較大比重，我們可以稱之為“土豆村”；胡莊村，西瓜種植在該村有著很長的歷史，我們可以稱之為“西瓜村”，淵子崖村，則一直是種糧食，所以我們可以稱之為“糧食村”。徐集村和淵子崖村的村莊概況如下：

A.徐集村：

人口:320戶，1030人。其中65周歲以上的占10%，壯年勞動力500人左右，在外打工人口330，其中300人在薛城、微山、滕州打工，平均打工年收入40000，多從事建筑行業及工廠制造業。這部分人農閑時出外打工，農忙時耕種。年齡結構在35周歲以上，多為50、60、70后。另外30人在浙江上海南京無錫打工，多為公司或工廠的技術人員，年齡結構在18-30歲，平均打工年收入30000，這部分人由于離家較遠，所以不經?；丶?，且由于年齡結構較輕，多為8090后，不懂農業種植技術。該村共有耕地1200畝(人均約1畝地)，宅基地400畝。該村種植結構以土豆為主。土豆種植分為兩種，一為大棚種植，二為地模種植。大棚種植第一季毛收入3500，純收入3000。第二季毛收入4000，純收入3500。土豆地模種植收入2000/畝。糧食作物種植面積較少。該村純收入一千萬元左右，人均年收入一萬元左右。該村08年6月成立了專業合作社，起初由8戶村民發起，集中土地300畝，后增至600畝，以反租倒包的方式重新租給村長100畝，另有20戶村民每戶20畝，流轉價格為600斤小麥/畝/季(折合600元/畝/季，每年兩季，共計1200元/畝)。該村土地私人流轉的現象不明顯，僅有4-5戶，不足30畝，價格為400/畝/季。

B.淵子崖村

人口:370戶，六個生產小組，1397人。其中65周歲的老年人約300人，壯年勞動力約700人，兒童約300人。在外打工的人口約500人，其中在附近從事建筑行業的約400人，在遠處打工的100人左右，多在工廠或從事服務行業。

土地:本村地面積1900畝，耕地1500畝，其中一級地1300畝，二級三級地200畝，宅基地400畝。本村從1982年開始實行宅地合一的制度，即對于村民個人土地分配而言，宅基地與耕地加總計算。宅基地村統一規劃前提下，多占宅基地者將依其多占面積扣除耕地面積。不同的生產小組人均土地占有量不等。一組人均一畝，二組人均0.92畝，三組人均一畝，四組人均1.1畝，五組0.9畝，6組0.8畝。就耕種結構而言，以種植糧食作物(小麥、玉米)為主約1300畝，年產量2600噸。種園(經濟作物以土豆為主，但多為粗放型)200畝。

該村流轉土地共計160畝，一為集中流轉，三年前該村某孫姓村民與白樓村的同學來本村承包村民土地共計80畝，種植金銀花，流轉價格為1000/畝。與村民簽訂的流轉期間為三年。另外，該孫姓村民還在本村招募農業工人，對象多為六十歲左右的中老年婦女，三季下來每人可賺一千元左右。雇傭數在十到二十名。二為個人間流轉，不完全統計有80畝。80%的流轉價格在200-400/畝。

公共服務設施:道路有一條公路，其它均為土路。村民飲水以自供水為主。電費鎮電力公司統一管理，離開村最近的學校為小學，距村南一公里，初中三公里，高中在滕州縣城。

養老:養老保險覆蓋率為80%，就養老保險在農村的具體實施情況而言，父母若要領取養老保險，子女必須配套繳納。商業保險購買率較低。

通過對三村的調研，我們發現如下幾點需要關注：

1.村莊老齡化

老齡化的通行定義是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10%，6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7%，按照這個標準，徐集村共有人口1030人，65周歲以上的老年人約有100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為10%；淵子崖村共有人口1397人，65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在300人左右，所占總人口的比例在21%左右，胡莊村的情況應該與之類似，老齡化是三村人口結構中非常突出的一個特點。

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存在著嚴重的人口外流情況，我們可以以湖北省恩施市為例來了解這種狀況 ，

圖2 兩縣市近十年勞動力流動趨勢圖

與中西部地區不同，滕州市張汪鎮三村的人口外流狀況不是特別明顯，我們所說的人口外流指的是遠距離外出務工的情況，這些外流的人員由于離家較遠，多半是東部勞動密集型產業較為發達的沿海地帶務工，是一批往來于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候鳥式”的流動人員，他們居住的村落存在著大量的留守老人，不但傳統的同居共財式的家庭模式已經支離破碎，完整的核心家庭也已經不太常見。

2.土地、產業與農村家庭式養老

張汪鎮三村留守老人的現象并不嚴重，這要歸功于兩個因素，一是土地的收益回報率相對于西部而言要高出不少，地形平坦肥沃，耕地集中連片，這使得耕作相對于西部地區而言，對于人工的需求不是那么嚴格， 在張汪鎮三村，可以從事農業的村民其年齡波動范圍的上限可以達到70歲 ，而在中西部山區，這個年齡的上限僅就種植業而言很難突破60歲，機械化程度的不同更加加劇了兩者的差異，相對低需求的人工投入，使得張汪鎮三村從事種植業的機會成本遠低于中西部，從依然從事種植業的農民的年齡結構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出這點，在重慶萬盛區，依然從事農業的農民其年齡波動范圍的下限不會小于50歲，而在滕州市三村這個下限可以達到40歲甚至更低，這就是說，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滕州市三村的青壯年勞動力選擇種地的比率更高。

較高的土地收益率吸引著較多的種植業從業者，這使得滕州市三村相對于萬盛區的農村，“人氣”更加充足。

我們來對比一下滕州市徐集村的土豆種植業與萬盛區金桐鎮青山村的糧食種植業的土地收益率差異，前者的畝收益率約為7000元，后者的畝收益率約為1000元，前者約為后者的7倍；即使同樣是糧食種植業，滕州市淵子崖村的畝收益率為2500元，同樣也比青山村高出約2.5倍。

除了不同的土地收益率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使得滕州三村沒有像萬盛的村莊一樣存在著數量如此之多的留守老人，這便是前者村域周圍有著較多的打工機會，他們的鎮域經濟也更為發達。這一方面表現在產業發展的程度上，有較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散布在滕州三村的周圍，像徐集村周圍就有一家玻璃廠和一家服裝廠，這些企業吸納了一部分青壯年勞動力，他們的年齡波動范圍在25歲-45周歲之間，這部分勞動力一部分掌握了專業技能，甚至從事管理工作，一部分則純粹是體力性的務工，由于離家較近，他們早出晚歸，來往于工廠和家之間，是村莊里的白領和藍領階層，這個比例可以達到全村青壯年勞動力的15%。

萬盛區青山村周邊的產業發展程度不高 ，青壯年勞動力在土地收益率很低的情況下不得不選擇打工以維持生計，但是在他們的家鄉周圍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機會，于是背井離鄉、像候鳥一樣奔赴東部沿海地區成了他們無奈的選擇。除了產業之外，村域周圍是否有重要的、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是吸納勞動力的重要渠道。我們走訪的滕州三村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屬于滕州，但在地理位置上卻毗鄰微山縣，微山縣近幾年一直在興修大型建筑工程，這吸納了一部分可以從事建筑行業的農村村民，這個比例在徐集村可以高達30% 。

筆者想表達的是，正是因為收益回報率較高的土地和較為發達的產業，相對于重慶市萬盛區的青山村，滕州市三村最大程度地留住了村莊里的青壯年勞動力，這對于農村的養老事業而言，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傳統的家庭式養老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維持，意味著老人的自養得以可能。

3.三種傳統的家庭式養老模式

我們在上文所提到的傳統的家庭式養老在滕州市三村的具體表現是怎樣的呢？我們結合一些案例做如下分類：

（1）同居共財式

所謂的“同居共財式”養老指的是老人與子女居住在一起，從事力所能及的生產活動，與子女不分灶，共同生活。這種養老模式的老人一般會承擔田間不太繁重的工作，閑暇時間最主要的工作則是照看孫輩。同居共財的養老模式一般會有這么幾個特點：第一，老人子女數量較少，一般不會超過兩個；第二，老人已失去配偶；第三，老人身體狀況差或者年事已高，日常生活離不開子女照顧。徐集村這種類型的老人并不算太少，約占整個老年人口的20%，但是我們在調查中卻只發現了兩個案例。一位80歲的徐姓老人與他獨生子一家居住在一起，他終年臥病在床，已喪失勞動能力。同居共財式的養老模式是我國傳統的養老模式中最為常見的，但就現實來看，它已經成為農村老人不得已才會采取的養老模式，這種類型的養老也是最不穩定的一種，老人生活境遇的好壞高度依賴于子女的孝心，而農村的傳統道德在現代化進程日益加速的今天正在面臨嚴峻的挑戰。

（2）獨門獨戶自養

這種模式指的是老人與子女分家獨居，他們自己一般擁有一份田產，可以從事簡單的糧食種植業，子女每年給自己一定的養老金。這種養老模式是在滕州三村最為常見的，可以占到70%。應該可以代表東部平原地區農村養老的普遍狀況。有這么幾個原因，使得該種養老模式最為普遍：首先是農村的土地分配制度，老人可以有土地這樣一份恒產，他們可以從事簡單的勞作，尤其是在東部地區糧食種植對于人工投入要求不高的情況之下；其次是多子的家庭人口結構，秉持樸素的公平原則，老人不選擇與任何一個子女同居共財，而是要求他們每年給自己一定的數額均等的養老金或者口糧；再次則是心理層面的因素，老人本能地不想同子女生活在一起，因為生活方式差異太大。這種養老模式是現階段農村老人的最佳選擇。

（3）子女間輪養

這種模式指的是老人在不同的子女間居住一定的時間，由子女照顧其飲食起居。這種養老模式在滕州三村也有一定的比例，約在15%左右，這種養老模式當然首先要求老人有多個子女，其次他們的身體狀況多半不佳，不能夠獨門獨戶自養。這種養老模式是被迫之舉，老人難免有寄人籬下之感，也是問題最多的一種養老模式。

以上三種養老模式是滕州三村的三種典型，其之所以成立卻共同依賴于村莊的社會經濟情況，依賴于回報收益率較高的土地和周邊較為發達的產業。而在中西部地區，情況則更加糟糕，普遍的養老模式是老無所依的“空巢式”，子女常年打工在外，老人既缺乏子女生活方面的照顧也缺乏情感方面的支持，子女有時候把孫輩留在家中由老人照看，隔代撫育也成為他們不小的負擔。

如果說城鎮化的進程對于所有的農民造成的影響是普遍性的，是對于傳統倫理的剝離、生活方式的顛覆和家庭結構的分崩離析，那么對于這一巨變之痛感受最為直接和敏銳的就是農村的留守老人，失去了種地的能力等于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技能，遠離子女等于遠離了生活的重心。如果說當前中國社會的城鎮化進程是現代化在現實層面最鮮明的映照，青壯年勞動力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力還可以被動地參與到這一轟轟烈烈的進程之中的話，那么農村的留守老人則是被徹底地甩出這個進程的那部分，連同村莊，連同土地，連同傳統倫理和農業文明的舊世界。

三.城鎮化進程中農村老人的再社會化

我們再來總體性地考慮一下農村養老面對的嚴峻問題，繼而我們需要考慮的是老人的再社會化是否可能？他們是否能夠在工業文明與信息文明交織的現代社會重新參與到新世界中的可能性。

就當前來看，在農村社會化養老發育程度不高的今天，傳統的家庭式養老是農民選擇的最普遍的養老模式。是根據當前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最大程度地捍衛這種養老方式，還是看到在其面臨嚴重挑戰的今天，探索一條新型的農村社會化養老模式？是讓農村老人繼續保有傳統的生活方式，還是尋找一種方法，讓他們也參與到現代化的進程中來，讓他們成為新世界的一部分？有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何為再社會化？再社會化指的是社會成員對于傳統的生活方式和舊有的價值觀的拋棄，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重新塑造。農村老人的再社會化不可能單純是一個教育學的問題，它是一個鄉村建設的大問題。而鄉村建設的問題，就當前來看，還要從土地和產業入手。

一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農村土地，讓其產生規模效益，改變當前老人種田的現狀。與村莊老齡化息息相關的一個現象是耕種者的老齡化，確切的講，應該是土地料理者的老齡化，這部分65歲以上的老年人承擔著田地一些不太繁重、卻比較耗費時間的工作，比如除草、施肥、灌溉，而像播種還有收獲，則有家庭青壯年勞動力的共同參與。老人種田這種現象在糧食村“淵子崖村”尤其普遍，在“土豆村”和“西瓜村”則不是那么普遍，這是因為土豆和西瓜的種植需要耗費更多的體力，老年人一般難以承擔。如前所述，我們可以大致可以從家庭社會學的角度對于家庭成員的日常分工做一個簡單的概括：祖輩，他們的年齡在65周歲以上，一般承擔著撫育孫輩以及料理田地日常工作的職責；父輩，男性在農閑時間會從事非農化的經濟活動，在我們所調研的三村，這部分青壯年勞動力打工的范圍在他們所居住的村莊不遠，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一方面使得他們的家庭能夠保持完整，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們可以參與到農忙時的勞作中去，他們是一批“兩棲農民”，女性情況較為復雜，她們中有一部分會去打工，從事體力活動，另一部分則同祖輩一起料理田地，照顧孩子，更多的無所事事，是剩余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孫輩，18歲以上的孫輩如果不繼續求學的話，會去外地打工，他們一般沒有掌握農業技能，所從事的行業更多的是服務業和制造業，打工的距離離家更遠，平時在家的時間更短，他們是出身于土地卻注定要遠離土地的一代人。將老人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可以通過資本下鄉和土地集中流轉的方式得以實現。這種經營模式在我國多地連同“農民上樓”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這種方式由于土地的轉出，老人不必親自參與勞作就可以獲得一定數額的土地租金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老人養老所需的資金問題，但是我們要明白農村老人養老絕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它是社會問題，老人情感方面的支持不可能簡單地通過金錢就可以解決。如何將子女留在身邊？如何避免家庭結構分崩離析的局面？這就涉及到農村周邊地區產業發展的問題。

二是如何大力發展農村周邊地區的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徐集村總人口1030人，其中在外打工的約有300多人，這部分人多數為近距離打工，也就是早出晚歸，主要是在村莊附近的工廠、建筑工地，他們的收入一年平均在2—3萬左右，還有一小部分是出遠門打工，這部分村民的年齡約在18-25歲，他們主要的流出地是浙江、上海、南京和無錫，這部分年輕人由于打工的地點離家較遠所以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回家。他們由于年紀較輕，所以一般沒有成家，而且也缺乏農業種植的技能，他們外出打工的動機區別于那部分近距離打工的村民，更多的不是出于家庭的考慮而是個人的考慮，不是出于經濟性因素的考慮而是社會性因素的考慮，即使種植大棚蔬菜可以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他們也不愿意放棄城市里一份待遇微薄的服務生的工作重新回到農村生活，他們的確出身于農村，父輩躬耕于田地，但他們這一輩人與土地的連接在實質上是被割斷了，他們已不再屬于這個農業的世界。徐集村外流人口的年齡結構較為年輕，成家立業的青壯年勞動力多半會選擇近距離打工。重慶市萬盛區青山村的情況則不同，他們的外流人口在規模上占到全村總人口的50%，而且年齡結構上也偏大。在這種“打工經濟”的背景之下，即使實現了農村居民的集中居住，農村社區也很容易變成老人社區，不但不會解決養老問題，反而會使得問題更加加劇。

因此，我們試著探索的農村養老模式必須是立足于農村現實的基礎之上的，既依賴傳統的倫理資源，又面向城鎮化的復雜局勢的。就當前來看，土地和產業是兩個入手點。城鎮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鎮化，農村老人的城鎮化更是其中的一大難題，他們生活的世界是鄉土的舊世界，他們需要從觀念上接收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讓農村老人重新進入大學接收再教育是不現實的，這個任務也是無法通過教師的教導實現的。將他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發展產業，將子女留住，依賴于農村社區，率先完成生活方式的轉變，耳濡目染，從子女那里間接地接收新世界的曙光就當前來看才是穩妥的、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