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既能通過志愿服務提升公共利益，也能在活動中提升自我價值、收獲社會認同（布朗等，2010：142-144）。這些認識、感知、價值等激勵著大眾加入到志愿活動中來，促使基層社會良性運轉。由此，對志愿動機（motivation to volunteer）的探究就十分重要。

然而，以往的探討默認志愿動機都包含某種明確的意圖，這并不符合實際情況。實際上，很多志愿者的參與動機是模糊的。模糊動機的存在非常普遍，大多數志愿者在參與前并不清楚會有怎樣的境遇和感受：其動機可能僅是體驗導向的，比如收獲某種經歷；或者是籠而統之的，其中包含了各種期許。但伴隨志愿經驗的積累或者結合外界信息的進一步思考，有的志愿者逐漸形成了明確的參與動機，而有的志愿者動機則始終處于這種模糊狀態。此外，伴隨志愿活動的進行，志愿者的動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滿足。研究發現，滿足程度越高的志愿者，其持續參與志愿活動的意愿越強（Clary et al.，1998；Stukas et al.，2005；Tang et al.，2009：178；羅婧、王天夫，2012；Ghose & Kassam，2014）。那么，動機分化是如何形成的？不同的動機怎樣獲得滿足？本文認為，除了志愿者的個體差異，志愿管理的各類特征和相關的社會情境都可能對此產生影響。

置于志愿管理的組織環節中，志愿動機的分化和滿足實質是一個連貫的過程。本文就此提出志愿動機的過程視角，結合志愿組織管理的各環節，探索志愿動機背后的社會機制。本文在搜集、分析大學生支教者的數據和訪談資料的基礎上，將志愿者的動機區分為模糊動機和明確動機，探索二者如何分化、滿足。并且沿用“利他——利己”的維度進一步區分了明確動機，比較了“利他——利己”兩種動機取向在分化中的差異。研究提出并檢證了三種影響機制——信息效應、價值效應和模范效應。懷揣不同動機的志愿者通過服務為自身和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這是志愿得以持續的基礎，因而志愿管理要盡力促使不同的志愿動機得到滿足（Musick & Wilson，2008: 445）。

一、跳出維度之爭：志愿動機的分類研究

當前志愿動機的分類研究主要從實際經驗中總結和提取各類志愿動機，試圖建立一個能夠容納所有動機種類的分析框架。盡管這樣的分類研究豐富了我們對志愿動機的認識，詳盡地展現了志愿動機的多樣性，但卻將志愿動機理解為某種靜態的結果。本文認為，志愿動機是一個包含變化的動態過程，存在著模糊與明確的分化。只有引入“模糊——明確”的分化框架，才能跳出現有志愿動機分類研究中的維度之爭，從過程視角中揭示志愿動機的本質。

（一）模糊與明確：被忽視的分化過程

動機與行為的“起因”或“理由”有所不同，指的是行動者賦予行動不同的激勵與指導（李鈞鵬，2010：58-59）。而在志愿動機中，這種“激勵與指導”可能是明確的、包含了鮮明的意圖和目標；也可能是模糊的、以尚不明確的體驗和期許為引導。

盡管尚未有學者將這兩種情況區分開來，但在學者的調查中，“模糊”的志愿動機卻多次出現。比如吳魯平（2007）的研究顯示，“好奇”“玩玩”是常見的參與動機?？夏味鳎–naan，1991）從已有文獻中總結了28種志愿動機，其中除去“為了擴大自己的視野”“志愿可以促進社會公平”等明確動機之外，還有“我沒什么別的事情可做”“我有空閑”等不含有明確激勵的參與“起因”，也被視為動機的類別。在本研究的調研中也是如此，不少支教者在訪談時都以“我是被同學拉去的”“有朋友說很有意思”等參與的“起因”或者是“大家都說有意義”“我想體驗一下”等模糊的說法作為自己的動機，而在進一步通過舉例明確的動機類型（為了提升能力、讓社會變得更好等）來試探受訪志愿者是否對某些動機具有傾向，他們往往不置可否。

志愿動機伴隨著志愿者的自省活動而形成。志愿者在參與前一直接收著來自外界的信息，自身也會不斷地思考和判斷。在這一過程中，有的志愿者逐漸形成了明確的動機，有的志愿者卻仍然難以回答參與志愿活動的明確目的。本文試將這兩種志愿者區分開來，即具有明確目標、強烈導向的志愿者和動機模糊的志愿者。根據訪談資料，我們發現：前者中更容易出現多次深度參與、將該志愿活動視為“事業”的志愿者；而后者大多是首次參與、帶著嘗試心態的志愿者。當然，后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前者。需要闡明的是，模糊動機并不等同于沒有動機。因此，無論志愿者具有明確的動機還是模糊的動機，他們在活動后都能根據體驗、收獲去評價自己的動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滿足。

總體來看，盡管模糊動機早已出現在學者的研究中，但“模糊——明確”的區分卻一直被相關研究所忽視。這是過程視角在志愿動機研究中的缺位所導致的。而這種缺位也使得現有志愿動機的分類研究陷入了維度之爭的窠臼。

（二）動機分類的不同維度：圍繞“利他——利己”的爭議

“利他——利己”是志愿動機分類研究中最為經典的劃分維度。巴斯通（Baston，1987: 65）就將志愿動機區分為“利他”和“利己”兩種，利他動機以身份認同感為驅動，而利己動機則是以個體責任為標志?！袄薄袄骸痹形魑幕?，其內涵伴隨時代更替而不斷演化。

《孟子?公孫丑上》所言，“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边@其中，“與人為善”就是一種對“利他”的詮釋。為他人著想、站在他人的立場上幫助他人是儒家傳統美德之一，其強調不只從一己私利出發，而是將個人價值與社會、集體的價值有效地聯結起來，實現“義利合一”，通過“利他”實現“利己”。西方文化中，“利他”主要從基督教義中發展而來，即“上帝之愛”（agape，divine love），指的是無條件的、施予者毫無個人動機的情感或行為。亞里士多德還在《尼各馬可倫理學》（Nichomachean Ethics）中賦予了“利他”源自“體諒”（magnanimity）的公民道德。承襲文化傳統，早期文獻主要以“利他”來解讀志愿動機。但伴隨著研究的推進，學者開始越來越重視志愿動機的“利己”面向，比如提升工作能力、增加工作經驗等（Klein et al.，1994；Murnighan et al.，1993）。

“利他——利己”的二維框架由此逐漸形成，但學者的各種質疑也隨之而來。比如，有學者認為，“利他”不能成為一種界定志愿動機的標簽，而只能作為一種追求（Wuthnow, 1993）?？死撞妓梗↘rebs，1994）指出，“利他——利己”的分類毫無意義，因為所有幫助行為（helping behavior）最終都既利他也利己?？死锖兔桌眨–lary & Miller，1986）也從實證上發現了利他動機和利己動機之間顯著的正相關性。

于是，學者對志愿動機的分類研究開始從二維轉向多維。比如有學者（Morrow-Howell & Mui，1989）提出了三維的框架，即利他的（通過幫助他人獲得滿足感）、社交的（期望在活動中建立更多的社會連帶）、實利的（為志愿者帶來的實際收益）。不過，這種多維框架也很快再次飽受爭議。斯達克斯等人（Stukas et al.，2016）認為，這些多維度的分類還是可以總結為兩維的分類，即他人導向的（other-oriented motivation）和自我導向的（self-oriented motivation），所謂的多維劃分并沒能脫離“利他——利己”的二維框架。

在二維和多維之外，肯奈恩（Cnaan，1991）則提出了一維的框架。他認為二維和多維都無法闡釋志愿動機的內在結構，并且通過因子分析的方法證實了這一推斷，展現了志愿動機本質上的統一性。然而，這種一維框架忽視了志愿動機的取向差異，畢竟這些差異仍然會影響志愿者在服務活動中的行為選擇、認同樹立等。

從這些爭議也能看出模糊動機的存在。正因為并非所有志愿動機都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所以很難出現公認的歸類框架。即便是面對明確的動機，學者基于不同的經驗和認識，在區分時也會有迥異的理解和判斷。所以，志愿動機在形成上有著從模糊到明確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又不必然發生，這就導致了志愿動機“止步模糊”還是“走向明確”的分化，而走向明確的志愿動機在取向上最具啟發性的劃分維度仍然是“利他——利己”。因此，相比爭論志愿動機不同劃分維度孰優孰劣，不如轉向對不同動機取向形成、分化過程的探討。

綜上，本文引入“模糊——明確”的動機分化框架，并且選取“利他——利己”框架作為對明確動機的分類，將志愿者的主要參與動機歸納為模糊動機、明確利他動機和明確利己動機。并且以模糊動機為基準，探究志愿動機“模糊——明確”的分化肌理，比較影響利他動機和利己動機形成的機制差異。已有的文獻還發現，不論志愿者具有怎樣的動機，如果能在活動中得到滿足，就能促進其持續參與（鄧國勝等，2015）。所以，只有在對不同動機類型形成、分化和滿足的系統比較中，我們才能探索到志愿精神的本質，才能從機制上探求集體行動困境的破解之道。

二、志愿動機的分化與滿足：信息效應、價值效應和模范效應

志愿動機的分化、滿足是一個連貫的過程。來自志愿者背景、志愿項目組織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會形塑志愿者的主要動機類型。而抱有不同動機的志愿者參與到志愿服務中，通過服務過程收獲不同的經驗、對志愿活動產生不同程度的認識和認同，其動機的滿足程度也不一樣。探究志愿動機分化、滿足過程中的社會機制是探討志愿活動持續性的關鍵所在。

針對不同類型志愿動機明確化的影響因素，胡斯汀等人（Hustinx，2010）總結了兩個理論，一個是社會發源理論（social origins theory），另外一個是市場信號理論（signaling theory）。

（一）社會發源理論和市場信號理論

社會發源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政治環境，尤其是社會階層和社會機構的權力關系會決定其非營利部門的規模、范圍和前景（Salamon & Anheier，1998）。所以，不同國家對社會福利的支出不同，非營利部門扮演的社會福利提供角色也不同。胡斯汀等人（Hustinx，2010）將該理論進行拓展，認為政體和志愿動之機間存在一種系統關聯——政體不同，志愿者的動機形態也不同。齊美克（Ziemek，2006）證實了這點猜想，他發現公共支出較少的國家中的志愿者更傾向具有利他的動機。他進一步解釋，公共支出少的國家更依賴于非營利部門來提供社會福利，志愿者發揮的實質作用相對較大，也就更傾向于具有利他的動機。社會發源理論顯示，志愿者具有怎樣的動機與志愿服務所能發揮的價值緊密相關，而這種價值感染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

市場信號理論最早由斯賓塞（Spence，1973）提出，他指出工作申請人為了在求職時更具競爭力，需要釋放出自己是最合適的人選的“信號”。而參與志愿活動可以作為求職者、求學者的“信號”，因為志愿經驗能讓他們看起來更具合作意識、領導能力等。有實證研究佐證了這一觀點，參與志愿活動的人會在工作發展、教育深造等方面獲得回報（Day & Devlin, 1998）。簡而言之，當勞動力市場或者教育體制更傾向將發展機會給予那些具有志愿經驗的個體時，大眾會將參與志愿活動視為增強自身競爭力的一種方式，志愿者就會傾向于具有利己動機。這種解讀下，志愿活動將志愿者塑造成“模范”，通過帶給志愿者本人更多的益處來激勵他們持續地參與。

（二）信息效應、價值效應和模范效應

本文在探索志愿動機分化、滿足的影響因素時借鑒了以上兩個理論的解釋邏輯。不論社會發源理論還是市場信號理論，它們都指出不單是志愿者自身的因素，志愿活動本身也能對志愿者動機的形成和分化產生影響，而這就是情境（contextual）因素。具體而言，志愿者所處的國家、工作場所、鄰里環境等都會對其動機產生影響（Wilson，2000）。情境因素可以來自文化，也可以來自組織，所以本文將志愿管理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組織因素也考慮進來。

這兩種指向情境因素的理論還顯示出一種共通的、更普遍的影響機制：當志愿者接收到更多關于志愿活動的信息時，他們對志愿活動能夠產生怎樣的效果會有更清晰的認識，從而更容易具有明確的動機。本文將此稱為信息效應。信息效應，以及社會發源理論指向的價值效應和市場信號理論指向的模范效應，是本文核心探索和驗證的三種志愿動機分化與滿足的社會機制。

信息效應指的是，當志愿者通過自身的努力或者志愿項目的組織環節獲取更多關于志愿項目的信息時，他們能夠對該志愿項目有更深入的認識，自身動機也會更明確。比如，志愿培訓能夠促使志愿者更了解活動的內容和目標，進而更明確自己的動機（Grossman & Furano，1999）。

H1.1：當志愿者所處環境給予他們更充分的項目信息時，志愿者更傾向具有明確的動機（利他或利己）。

不少學者證實，地方的文化、歷史、規范，以及政策和制度都會對當地的志愿活動產生重要的影響。安海爾和薩拉蒙（Anheier & Salamon，1999）總結到，志愿活動是一種文化現象，不同區域的人們參與志愿活動的頻率和原因是不同的（Haski-Leventhal，2009）。結合社會發源理論進一步推斷，當志愿者所處的志愿環境能促使其認為自己可以對社會產生實質的價值時，他們更容易具有利他的動機。這就是價值效應。

H1.2：當志愿者所處的環境更能促使他們認為志愿活動可以帶來實質價值時，志愿者更傾向以利他為主要動機。

最后，模范效應就是當志愿者所處環境促使志愿服務成為一種“模范行為”時，志愿者更傾向于具有利己動機。這是對市場信號理論的進一步延伸，當志愿者在團隊中的身份能體現其個人能力時，志愿者會把志愿經歷作為增強競爭力或鍛煉能力的渠道（Janoski et al.，1998），從而獲得“模范”的標簽，傾向以利己為主要動機。正如布勞（Blau，1967）所述，在大家互幫互助、互利互惠的現象下，隱藏的是一種利己主義，即尋求社會回報才是激發幫助行為的根本所在。

H1.3：當志愿者所處環境更能促使志愿服務成為一種“模范行為”時，志愿者更傾向以利己為主要動機。

此外，信息效應、價值效應和模范效應也是志愿者動機得以滿足的主要機制。不過，這三種效應分別適用于不同動機類型的志愿者。動機模糊的志愿者，其動機的滿足主要受到了信息效應的影響。這是因為對于模糊動機的志愿者而言，通過實踐去認識、了解這項志愿活動是首要和基本的。當志愿者獲取更多關于志愿活動的信息時（Shye，2010），他們會更認同志愿活動，收獲體驗越豐富，動機滿足程度就越高。

H2.1：對于模糊動機的志愿者而言，當其能通過深入參與志愿服務獲取更多信息時，他們的動機滿足程度越高。

對于以利他為主要動機的志愿者而言，價值效應對其動機滿足發揮著主要作用。他們更關注服務對象的收獲，所以如果各項環節能夠保證價值實現，他們動機的滿足程度也越高。

H2.2：對于利他動機的志愿者，當其通過志愿活動能更有效地提供服務、實現利他價值時，他們動機達成的程度也越高。

而利己的志愿者如果他們在這個平臺上有更多提升自身能力的機會，“模范”形象不被削弱，他們的動機滿足程度也越高，這也是模范效應發揮影響的過程。

H2.3：對于利己動機的志愿者而言，當其在志愿活動中能鍛煉能力、塑造自身“模范”形象時，其志愿動機達成的程度也越高。

此外，本文將志愿者的個體因素也分別放入志愿動機分化和滿足兩個階段的影響因素探索中。前一個階段，研究控制了志愿者的性別、父親職業等因素；后一個階段，則放入了志愿者自身對實踐經歷的思考和內化的過程，作為控制。

（三）志愿動機的過程模型

總結來看，本文將志愿動機的分化和滿足置于志愿管理中，看作一個連貫的體系。志愿者受到各種影響，分化出不同類型的動機：可能是模糊的動機，也可能是明確的利他或利己動機。其中，情境因素的影響主要歸結為信息效應、價值效應和模范效應這三種。信息效應促使志愿者更了解志愿活動，形成明確的動機；價值效應讓志愿者認為其在即將參與的服務中能夠發揮自身的價值，形成利他動機；模范效應則使志愿者更關注自身的鍛煉與收獲，傾向以利己為主要動機。懷有三種動機的志愿者參與到志愿活動中，歷經培訓、準備和實踐環節，在服務中不斷學習、收獲體驗，遇到并處理各類問題和困難。信息效應、價值效應和模范效應則進一步分別在具有模糊動機、利他動機和利己動機的志愿者身上發揮影響，促使他們根據自己的服務經歷進行總結、思考、內化，從而使其動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滿足。

此外，我們結合大學生支教者的特點，將志愿者性別、父親職業、成績情況和社會工作參與情況作為動機分化階段的控制變量，將其對志愿活動的認同等內化過程作為動機滿足階段的控制變量。

 

三、數據測量與分析模型

大學生是青年志愿者的主要組成部分（Carlo et al., 2005）。本文選取大學生支教者作為分析對象。研究在2011年從北京、成都的十所高校中，以支教團隊為單位進行整群抽樣（通過高校團委獲得該校所有的支教團隊名單，然后每個高校隨機選取5-10個團隊的支教全體成員進行調查）， 針對志愿者最近一次支教活動經歷進行問卷調查，共獲得902個有效樣本。本研究在進行問卷調查的同時也針對部分樣本進行訪談。

控制變量方面，研究將志愿者性別、志愿者父親職業類型（專業技術者、單位負責人、辦事管理者、商業服務人員、生產勞動者）、成績情況（專業排名百分比）、社會工作 參與情況（平均每周在社會工作上所花小時數）放入動機分化階段。動機滿足階段，本文通過五個變量對內化過程進行測量， 均為四維度的Likert量表（不同意＝1，基本同意＝2，同意＝3，非常同意＝4）。

因變量方面，研究在問卷中通過兩個問題來甄別志愿者的動機類型：首先詢問志愿者在選擇參與支教活動時是否具有明確的動機，選擇“否”的志愿者的動機類型為“模糊動機”；選擇“是”的志愿者繼續選擇（單選）其最主要的動機，即利他（選擇為社會做出貢獻、成為改變者、關注弱勢群體的某一項）還是利己（體認社會、培養自身能力、獲得社會經歷）。支教者動機達成程度則通過其對“支教完成后，我認為支教帶給我的收獲達到了預期”的評價進行測量（不同意＝1，基本同意＝2，同意＝3，非常同意＝4）。

在動機分化階段，本文選擇志愿者知曉信息渠道（劃分為自己策劃、媒介宣傳、親朋推薦三種方式）、準備時間（志愿者在選擇參與支教前了解項目所花費的小時數）和是否進行面試 三個變量測量信息效應。支教組織類型 （即按照研究生支教團、暑期實踐支教、高校日常支教和社團支教活動），支教次數 （支教者參與同類支教項目的次數）和相識人數比例 （志愿者在已認識的團隊成員比例）三個變量測量價值效應。志愿者所在高校對支教者的激勵種類（對志愿者進行學分認證、鼓勵榮譽、推研資格、資金獎勵等）和志愿者參與組織工作情況 （即志愿者是否在團隊中承擔組織工作）兩個變量測量模范效應。

在動機滿足階段，本文選取支教者參與專業培訓的情況（是否參與）、教案編寫情況（只有教學計劃、根據傳統版本修改） 、受助學校信息匹配問題（受助學校不適合、對支教資源需求不高）和同類經驗獲得問題（很難獲得同類項目的相關信息和經驗）作為對應信息效應的變量。支教者是否參與感情建設 和教學秩序維持情況（在課堂上無法有效地進行教學或維持秩序和控制氣氛）作為對應價值效應的變量。教案編寫情況（團隊編寫） 和團隊支教態度不積極問題（團隊中有志愿者熱情不足，參與態度較為消極）作為對應模范效應的變量。

本文對理論模型的檢證通過兩個分析模型來進行。第一個階段，本文對影響志愿動機分化過程的因素進行了探索。本文將因變量志愿動機分為模糊動機、利己動機和利他動機三個無序離散維度。因此本文選取多項logit模型對不同類型動機形成的影響因素進行測量。作為二項logit的一般形式，多項logit模型的公式為：

其中，j表示預測變量的不同項，r表示參照項。對于有J個項的無序離散響應變量，多項logit模型有J-1個相對于參照項的logit方程，其中參照項的概率預測公式為：

模型各項的概率預測公式為：

本文以模糊動機為參照項，利用樣本擬合出利己動機和利他動機的模型回歸系數。模型中解釋變量每增大一個單位，預測變量的發生比增加為原來的e^(β_k )倍，即當模型的β_k大于零時解釋變量與預測變量存在正相關關系，回歸系數β_n小于零說明解釋變量與預測變量存在負相關關系。

第二階段即動機滿足階段中，分析對象對因變量的評價為有序離散變量，本文由此選取有序多項logit進行測量。有序多項logit模型表示預測變量的取值為離散的，且具有一定的次序，其概率模型為累積概率的形式，其累計概率P(Y≤j)表示小于等于測量變量特征值j的概率，公式為：

由于觀測之間相互獨立，Y=j的概率公式可以表示為：

概率公式中解釋變量的模型系數大于零表示，控制其他變量時，該變量取值增大會使Y落入更高次序等級的概率增大；模型系數小于零則表示控制其他變量，該變量取值增大會使Y落入更高次序等級的概率減小。

四、分析與結果

（一）志愿者的動機類型

從調查結果來看，志愿者的動機類型分布比較平均。動機模糊的志愿者占整體的28.38%。這說明具有模糊動機的志愿者不在少數，像加入W大學ZS項目的志愿者王同學就是其中的一員，在訪談時這樣表述自己的動機：“第一次接觸的時候，有點猜不透到底是什么，需要做些什么，對于那些孩子和自己有怎樣的意義?！?/p>

以利己為主要動機的志愿者占整體的比例為29.82%，而以利他為主要動機的志愿者最多，比例為41.80%。

（二）志愿動機分化的影響因素

從統計結果來看，自己策劃設計項目的志愿者比通過親朋推薦得知的參與者更傾向具有明確的動機，而通過媒介宣傳加入的參與者具有利他動機的幾率平均比自己策劃項目的志愿者少50.4%（1-e^(-0.701)）。這說明，具有近乎“全知”信息的志愿者相比之下更傾向具有明確的動機。研究還發現，支教活動的準備時間對利他動機的形成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每多投入一小時，志愿者具有利他動機的幾率就平均增加0.8%（e^0.008-1）。參與過面試環節的支教者具有利他動機的概率是沒參與過面試環節的支教者的1.489倍（e^0.398）。訪談資料也佐證了這一發現，比如B大學BQ協會的組織者J同學就認為，支教活動安排筆試和面試通過考察報名同學的溝通能力和教學經驗來選拔志愿者，并非通過差額選拔“擇優”，而是建立一個相互溝通的渠道，一方面組織者可以了解志愿者的情況和特點，另一方面組織者也可以向志愿者介紹情況。假設1.1部分證實。

支教者參與的支教項目類型會影響志愿者的動機形成。研究生支教團以“志愿加接力”的長效工作機制作為組織形式，這保證了支教的連續性，不打破服務對象的正常教學，相比其他支教項目，能更顯著地提升受助學校的教育水平，志愿者在價值效應下更傾向于具有利他動機。結果也的確如此，參加暑期實踐支教或高校日常支教的志愿者具有利他動機的幾率平均是參加研究生支教團志愿者的32.7%（e^(-1.119)）和23.0%（e^(-1.470)）。同時模型顯示，志愿者參加支教的次數每增加一次，其具有利他動機的幾率就平均增加13.1%（e^0.123-1），而相識人數比例每增加一個單位，志愿者具有利他動機的幾率就平均增加1.57倍（e^0.942-1）。這也在訪談中得到了一定的證實，Y大學義務支教協會會長的L同學就提及，熟人組成的支教團隊“真的能起到一些改變作用”。這與假設1.2相符。

假設1.3也在統計分析中得到了證實，模范效應會使志愿者更傾向以利己為主要動機。學校對支教者的獎勵、支持政策每多增加一項，利己動機產生的幾率是之前的1.30倍（e^0.249）。參與團隊組織工作的志愿者，其利己動機的幾率約增長71.1%（e^0.537-1）。在訪談支教活動的組織者時，確實也發現他們很看重支教活動對自身能力的提升，比如J大學青年志愿者協會的Q同學就認為，自己參與組織支教本質上和參與其他的學生工作并無差別，尤其是隨著組織工作的深度參與，“讓我長期堅持下來的動力還是期望能夠完整、穩定地組織一個團隊、一項活動，這樣也能真正鍛煉能力、做出成績”。

在控制變量中，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具有模糊的動機，而成績與形成明確的利己動機呈負相關。相比父親職業為生產勞動者，父親職業為辦事管理者的志愿者更不傾向形成明確的利己動機。

（三）志愿動機滿足的影響因素

為了比較具有不同動機的志愿者如何在動機滿足階段受到來自志愿管理各環節的因素的影響，本文將來自三類效應的變量共同放入這三類志愿者各自的有序logit模型中。

從統計結果來看，具有模糊動機志愿者的動機滿足的確是通過項目信息的不斷豐富來實現的。因為動機模糊的志愿者往往對于支教活動的預期僅是“體驗”。所以，專業的培訓能夠促進他們深入體驗，也就會增強他們動機的滿足程度（e^0.709>1）。比如，C大學三農學社X項目的G同學就充分認可了專業培訓的意義，他這樣描述了培訓前后的感受：“一開始也沒太想清楚為什么參加，所以對于前期的培訓，我的心態并未擺正，可以說是準備去‘打醬油’，但培訓后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挺有意義的”。當模糊動機的志愿者在實踐中遇到信息不對稱（e^(-0.265)<1）或者獲取信息遇到障礙（e^(-0.259)<1）的問題時，他們動機滿足的程度就會降低。并且，只有教學計劃或只需要根據傳承版本教案修改等簡單的教案準備會使模糊動機的志愿者失去深入了解支教活動的機會，動機滿足的程度隨之減少。假設2.1得到證實。

對持有利己動機的志愿者，他們一方面需要在支教過程中鍛煉、施展個人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周圍環境認同他們的服務活動，這樣他們才能建立“模范”形象。比如T大學的Y暑期實踐支教團隊的L同學就認為評獎可以激勵大家更好地準備和參與志愿活動，“雖然并非為了得獎，但評獎的話會對自身要求更嚴格些，準備工作也更充分些。我們團隊確實很多人是因為學院要求有實踐學分才參與的，但我們總結的時候，這些同學也覺得自己各方面收獲很大，甚至比孩子們的收獲都大”。另外，具有利己動機的志愿者以團隊編寫的方式來準備教案時，個人得到鍛煉的機會變少，動機滿足程度會降低。并且，在支教過程中，若其他成員出現消極的態度，利己動機的志愿者就容易認為作為“模范”的志愿形象受到了削弱，他們的動機滿足程度也會降低（e^(-0.325)<1）。這符合假設2.2的推斷。

價值效應在以利他為主要動機的志愿者那里繼續發揮作用。比如在訪談R大學T協會的支教項目時，H同學曾提及，“確實還是能看到改變的，我們是一直去一個學校嘛，那個學校剛剛全市摸底考試完，那邊的教務老師和我說他們成績均分有提高?！@對我們來說是極大的鼓舞”。感情方面的交流可以增加團隊的凝聚力，促進支教者對支教“事業”性的定位，從而提高利他動機志愿者的動機滿足程度（e^0.512>1）。比如，H大學的C支教團隊隊長M同學也在訪談中提及了感情建設活動的重要性，“我們項目是每個學期招募一次，要求每人每周都去同一個打工子弟小學，這樣能讓支教項目長效化，但對每個志愿者的時間和精力投入要求就很高。所以開展感情建設特別重要，這樣能凝聚團隊，大家在互相交流中，也能收獲更大?！痹僬?，如果以利他為主要動機的支教者在教學活動中遇到秩序難以維持的問題，他們就無法有效開展教學活動，其動機滿足程度也會顯著下降（e^(-0.219)<1）。假設2.3得到證實。

就支教者的內化過程而言，當具有模糊動機和利己動機的支教者認為自己對支教活動進行更多的反思、通過支教項目改變價值觀的程度越大時，其動機滿足的程度就越高。利他動機為主的支教者通過支教活動改變人生規劃的程度越大時，其動機滿足程度也越高。而所有的支教者的動機滿足程度都與其偏愛支教活動的程度、在支教活動中的社會認知收獲和其對于支教活動的認同程度具有正向關聯。

 

五、結論與討論：作為過程的志愿動機

并非所有的志愿者都具有明確的某種動機，不少志愿者是帶著朦朧的、模糊的想法參與到志愿活動中。而這其中，有些人能夠通過自己前期搜集相關信息，或者參加志愿項目組織的面試等環節來明晰自身的動機，有些人則一直停留在模糊的階段，抱著淺嘗、體驗的想法進入到實踐中。這說明，志愿動機具有一個“模糊——明確”的分化過程。本文跳出了以往文獻對志愿動機分類研究的維度之爭，提出志愿動機的過程視角，把動機形成、分化和滿足的過程視為一個連貫的體系，并且將這個體系與志愿活動的各個環節聯系起來。研究發現，志愿者具有怎樣的動機不僅取決于個體差異，還取決于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相關志愿活動的各類情境，這其中主要是信息效應、價值效應、模范效應三種機制發揮影響。

通過統計數據和訪談資料本文發現：了解更多志愿信息的志愿者動機會更明確；如果所處情境能讓志愿者認為其可以為服務對象帶來實質性改變，志愿者會更傾向以利他為主要動機；當所處情境讓志愿服務成為志愿者的“模范”信號時，志愿者會更傾向以利己為主要動機?？梢?，信息效應主要通過活動的宣傳、準備以及志愿者的個人探求來發揮影響。價值效應和模范效應發揮影響則是憑借一種結構性的機制，由志愿者的個人經歷、志愿團隊等環境結構因素來決定，發揮一種預制性的效應。組織者雖然可以通過調整環境來影響這兩種效應，但也容易陷入兩難的境地。比如訪談中，T大學的JF協會會長C同學就探討了團隊中新舊隊員的比例的問題，如果以老隊員為主，他們相互熟悉，目標明確，更多地從支教對象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但隨著他們年級的增高、面臨畢業，很可能一個項目會完全流失；但如果以新隊員為主，大家一開始沒有明確的預期，相互磨合需要耗費時間，行動效率也相對較低。

在動機滿足階段，動機模糊的志愿者能否通過各個環節進一步深入了解支教活動，對其動機的滿足程度有重要影響，這正是信息效應在進一步發揮作用。以利己和利他為主要動機的志愿者的動機滿足程度也分別受到了模范效應和價值效應的影響，但他們對志愿活動的組織管理“要求”更高，很容易在遇到一些困難和問題時形成消極的心態，導致他們難以認可志愿活動。

志愿動機不是靜止的狀態，而是在志愿活動逐步展開中形成、分化和被滿足的，動機本就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Turner，1987）。而不論志愿行為是在怎樣的動機引導下開展的，都對推動社會有機運轉有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轉型時期的社會建設。在這點上，模糊動機、明確利他或明確利己動機之間的差別不過是“黑貓”“白貓”：脫離了有效的活動管理和設計，極富愛心的志愿者也可能“好心辦壞事兒”；組織有序的志愿活動中，“自私”的志愿者也可能發揮真正積極的影響。志愿活動如何組織、管理對志愿者形成怎樣的動機，以及動機能否滿足，都具有顯著而千差萬別的影響，所以應當為志愿者提供充分的信息，并且塑造模范、促成志愿者的價值實現，使得志愿者能夠在自省、服務中自我成長。顯然，志愿者一時熱切的愿望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種愿望本身是不斷變動的，只有將志愿行為進行情境化的理解和闡釋、促進志愿組織管理不斷成熟，才能觸及志愿活動持續機制的根本。

參考文獻：

布朗，柯文?M、蘇珊?珂尼、布雷恩?特納、約翰?K.普林斯, 2010, 《福利的措辭：不確定性、選擇和志愿結社》，王小章、范曉光譯，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鄧國勝、辛華、翟雁, 2015，《中國青年志愿者的參與動機與動力機制研究》，《青年探索》第5期。

李鈞鵬，2010，《行動、動機與自我概念: 兼論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9期。

羅婧、王天夫，2012，《何以肩負使命：志愿行為的持續性研究——以大學生支教項目為例》，《社會學研究》第5期。

吳魯平，2007，《志愿者的參與動機：類型、結構——對24名青年志愿者的訪談分析》，《青年研究》第5期。

Anheier, Helmut K.& Lester M. Salamon 1999, "Volunteering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itial Comparison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2.

Batson, C. Daniel 1987, "Prosocial Motivation: Is It Ever Truly Altruistic?"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

Blau, Peter Michael 1967,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Carlo, Gustavo, Morris A. Okun, George P. Knight & Maria Rosario T. de Guzman 2005, "The Interplay of Traits and Motives on Volunteering: Agreeableness, Extraversion and Prosocial Value Motiv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8(6).

Clary, E. Gil & Jude Miller 1986, "Socialization and Situational Influences on Sustained Altruism." Child Development 12.

Clary, E. G., M. Snyder, R. D. Ridge, J. Copeland, A. A. Stukas, J. Haugen, & P. Miene 1998, "Understanding and Assessing the Motivations of Volunteers: A Func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6).

Cnaan, Ram A. & Robin S. Goldberg-Glen 1991, "Measuring Motivation to Volunteer in Human Services."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7(3).

Ghose, Toorjo & Meenaz Kassam 2014, "Motivations to Voluntee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India."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5(1).

Grossman, Jean Baldwin& Kathryn Furano 1999, "Making the Most of Volunteer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2(4).

Haski‐Leventhal, Debbie 2009, "Altruism and Volunteerism: The Perceptions of Altruism in Four Disciplin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tudy of Volunteerism."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39(3).

Hustinx, L., F. Handy , R. A. Cnaan, J. L. Brudney, A. B. Pessi & N. Yamauchi2010,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Motivations to Volunteer A Comparis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ix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5(3).

Day, Kathleen M. & Rose Anne Devlin 1998, "The Payoff to Work without Pay: Volunteer Work as An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

Janoski, Thomas, M.March & W. John 1998, "Being Volunteered? The Impac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Pro-social Attitudes on Volunteering." Sociological Forum 13(3).

Klein, Nicole Aydt, K. Ann Sondag & Judy C. Drolet 1994, "Understanding Volunteer Peer Health Educators' Motivations: Applying Social Learning Theory."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43(3).

Krebs, Dennis L. & Frank van Hesteren 1994, "The Development of Altruism: Toward An Integrative Model." Developmental Review 14(2).

Morrow-Howell, Nancy & Ada C. Mui 1989, "Elderly Volunteers: Reasons for Initiating and Terminating Service."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13(3-4).

Murnighan, J. Keith, Jae Wook Kim & A. Richard Metzger 1993, "The Volunteer Dilemm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2.

Musick, Marc A. & John Wilson 2008. Volunteering: A Social Profil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Wilson, John 2000,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

Wuthnow, Robert 1993, "Altru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Social Service Review 67(3).

Salamon, Lester M. & Helmut K. Anheier 1998, "Social Origins of Civil Society: Explaining the Nonprofit Sector Cross-Nationally."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9(3).

Shye, Samuel. 2010, "The Motivation to Volunteer: A Systemic Quality of Life Theor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8(2).

Spence, Michael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

Stukas, Arthur A., Russell Hoye, Matthew Nicholson, Kevin M. Brown & Laura Aisbett 2016, "Motivations to Volunteer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Volunteers’ Well-be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5(1).

Stukas, Arthur A., Maree Daly & Martin J. Cowling 2005, "Volunteerism and Social Capital: A Functional Approach." Australian Journal on Volunteering 10(2).

Tang, Fengyan, Nancy Morrow-Howell & Songiee Hong. 2009, "Institutional Facilitation in Sustained Volunteering among Older Adult Volunteers." Social Work Research 33(3).

Turner, Jonathan H. 1987, “Toward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Motivatio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1).

Ziemek, Susanne 2006, "Economic Analysis of Volunteers’ Motivations—A Cross-Country Study."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5(3).

 

原文載于《青年研究》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