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就必須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今天，我們的一般印象是，隨著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互聯網企業越來越多，非互聯網企業在經營中也越來越多地希望通過“互聯網+”戰略，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企業開展“互聯網+”戰略的門檻也越來越低。

然而，如果把企業的互聯網使用看做是一個“一系列行為的集合”而不是單一符號的話，我們會發現“冰火兩重天”的現象：一方面，企業使用互聯網已經非常普遍。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互聯網使用成本降低，企業不斷加大互聯網使用，將互聯網應用于企業管理、生產、銷售、服務等領域。據智研咨詢發布的《2017-2022年中國企業信息化市場專項調研及未來前景預測報告》，截至2016年12月，全國使用互聯網的企業比例為95.6%，60%以上的企業部署了企業信息化系統 。另一方面，企業實施“互聯網+”的程度又很不平衡。比如，有學者指出，根據上市公司2013-2015年年報，只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公司開始涉足和實施“互聯網+”(楊德明、劉泳文,2018)?？傊?，“互聯網+”是企業的一種重要的戰略行為，但在企業開展“互聯網+”戰略的過程中，企業具體的實施方式存在差異。事實上，一方面，“互聯網+”戰略是一個整體性概念，凡是企業某一個或多個重要業務環節開始實施互聯網商業模式或利用互聯網，通過一定的方式與互聯網融合，就可以認為該企業實施了“互聯網+”(楊德明、劉泳文,2018)；另一方面，“互聯網+”戰略本身是有內部分化的，有一些互聯網行為在公司基本已經普及，有一些則方興未艾。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企業的“互聯網+”戰略上也存在著一道“互聯網鴻溝”。

怎么來解釋這種差異呢？順著管理學的理論會強調企業層面的因素，比如行業、地區、治理結構、成本核算、創新能力等等。與這個脈絡不同，我們從社會學“世代分析”的經典框架(Elder,1974; Mayer & Schoepflin,2003)出發，從而做出自己的貢獻。在社交媒體、公共輿論以及一些學術論文中，年輕人常常被認為與互聯網有著天然的親和性(高蘋、劉傳建,2003; 黃楚新、商雅雯,2017; 閔小益,2004; 袁海萍,2016; 張耀銘、張路曦,2017)。尤其是，在企業家群體中，“世代”往往被認為是決定他們是否進入互聯網行業的一個重要指標；大多數的龍頭互聯網企業都由年輕一代企業家創辦(Wang et al.,2011; 呂鵬,2013)；即便不是互聯網企業的創辦者，年輕一代企業家通常被認為更容易擁抱“互聯網+”戰略。本文以2016年第12次中國私營企業的調查數據（CPES）為研究樣本，探索不同世代的企業家在本企業實施“互聯網+”戰略上是否存在差異。使用新數據回答新問題，這是我們的第一個貢獻。

然而我們并不想講述一個“世代”與企業“互聯網+”戰略之間的線性故事。如前所述，企業“互聯網+”戰略行為本身具有差異性。本文的第二個主要貢獻是，將企業的“互聯網+”戰略劃分為成熟和新興兩個類型。因此，我們將探索不同世代的企業家（年輕一代和年長一代）對不同類型的“互聯網+”戰略（成熟與新型）的偏好是否存在差別？這有助于我們打破年齡/世代與互聯網行為之間的線性關系，從不同類型上把握和厘清企業家和企業采取“互聯網+”戰略的作用機理。

我們的第三個貢獻是探索了世代與“互聯網+”戰略之間關系的作用機制。本文首先是考察并驗證了企業家海外經歷的正向調節效應。接著，通過建構“互聯網媒體使用強度”這個指標，揭示了其對于提升企業“互聯網+”強度的中介作用。這兩個機制的發現，為我們如何發揮“年輕一代企業家”的主體能動性提供了可以落地的角度。

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第二部分整理了目前關于企業“互聯網+”戰略研究的文獻，同時提出相關假設。第三部分介紹全文的研究設計，描述變量基本特征以及數據分布。第四部分檢驗企業家世代對企業“互聯網+”戰略的影響，同時檢驗調節因素和中介因素。第五部分主要對全文主要觀點進行總結。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世代分析、不同世代企業家與企業互聯網使用

從“世代”（cohort）或“代際”(intergeneration)的角度來理解社會、政治和技術變遷，是社會學、人口學的一個經典范式(Elder,1974; Mayer & Schoepflin,2003; Nilsen,2014; Ryder,1965)。在社會學理論看來，受到教育、同齡群體的社會化、獨特歷史經歷的影響，每一個世代都有其持續的宏觀層面的特征可以識別和分析；尤其是在推動結構性的變遷方面，世代差異往往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動因。具體來說，不同世代的個體，其行為、態度背后都被其所成長的環境所影響，不同世代之間表現這種社會背景影響的差異性，但是同世代內部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連續性，通過不同世代之間的比較來探索社會發展的過程。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埃爾德基于世代探索了宏觀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的變化對于同時期兒童行為、態度的影響之后(Elder,1974)，世代研究框架逐漸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采用。

在以中國為情景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展示和論證了新生代與其他世代在社會價值觀和行為取向上的明顯差異(Zhou & Hou,1999; 洪大用 等,2015; 李峰,2015; 廖小平、張長明,2007; 楊雄,1999; 趙聯飛,2012)。但很多研究關注的是“新生代”農民工/流動人口、大學生，社會學文獻里聚焦“新生代”或“年輕一代”企業家 的很少。另一方面，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創業者隊伍，年輕一代企業家不斷發展壯大(范曉光、呂鵬,2017)，加上我國私營經濟代際傳承加快(何軒 等,2014; 胡旭陽、吳一平,2016)，年輕一代企業家成為企業家群體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學的世代研究應該加強對企業家群體的關注。

一些研究發現，年輕一代企業家與年長一代企業家在企業經營治理策略上沒有差異(Lorrain & Raymond,1991)，但是也有許多研究表明，企業家世代之間存在一定差異。比如，一些國內調查顯示，年輕一代企業家與年長一代在行業選擇、企業治理、技術創新、企業文化等領域存在一定分歧(郭超,2013; 李衛寧 等,2018; 梅笑、呂鵬,2019; 張兆曙 等,2010)。具體到互聯網領域，許多研究都認為，年輕人與互聯網經濟有著更強的親和力(Colombo & Delmastro,2001; Wang et al.,2011)。

年輕一代企業家由于年齡的優勢，對于新技術具有更好認知能力，對互聯網有更強的學習能力與理解能力(Bantel & Jackson,1989)。因此，年輕一代的企業家會積極使用新興互聯網，并將互聯網應用到企業管理與經營中去，以便在行業競爭中，占據技術優勢。企業“互聯網+”戰略的制定與企業主是分不開的。在組織行為學和管理學的理論里，也越來越重視強調企業所有者/管理層的個人特征對企業行為的影響。對于中國的私營企業來說，由于家族化管理，這個作用的鏈條更加直接。我們從理論邏輯上可以假定年輕一代企業家與“互聯網+”戰略有著更為正向的聯系。

然而，正如我們在引言中指出的那樣，“互聯網+”戰略并不是一個整體，而是有著內部差異的。這首先是由于互聯網大規模應用于企業雖然只有20多年的時間，但也經歷了一個不斷迭代的過程，在不同時期內的表現差異較大。2008年之前，企業應用互聯網主要用于郵件通訊、建立網站等，2008年之后，電商、微博、微信等技術發展，企業紛紛開始進行開展“互聯網+”，將互聯網嵌入企業的經營管理。2014年“中國企業互聯網調查”以ICT核心指標為依據，根據中國互聯網應用實際情況，將企業互聯網應用分為：溝通類、信息類、商務服務類、內部支撐類。 也有研究從企業互聯網應用的4個關鍵特征來理解企業互聯網使用(馬冬妍 等,2018)，即企業互聯（在企業內部以及企業供應鏈利用互聯網溝通）、用戶導向（利用互聯網服務用戶）、數據驅動（利用數據為企業經營決策提供依據）、管理創新（利用互聯網使得管理扁平化）。還有研究者將第一代互聯網與第二代互聯網進行對比分析，認為企業互聯網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企業互聯網行為呈現不同的規律和特征(邢紀紅、王翔,2017)。在本研究中，我們將“互聯網+”在企業經營中的不同應用劃分為新興“互聯網+”戰略與成熟“互聯網+”戰略。簡單來說，與新興“互聯網+”戰略相比，成熟“互聯網+”戰略由于發展時間較長，在企業經營中的應用比較常見，企業應用也更加嫻熟。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年輕一代企業家的企業實施新興“互聯網+”戰略強度更強。

假設2：年輕一代企業家和年長一代企業家在成熟“互聯網+”戰略實施強度沒有差異。

 

 

 

（二）企業家海外經歷與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

在討論世代與企業戰略差異之間關系的機制時，研究者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因素。有學者認為，與年輕一代相比，年長一代企業家背景較為多元，同時他們在企業經營中更加有信心，成就動機更強，而年輕一代企業家具有更強的人力資源整合能力以解決企業經營中面對的挑戰(Kazmi,1999)。還有研究者們認為，年輕一代企業家更傾向于創新與冒險，因此更加積極推動企業經營管理方式的創新；而年長的管理者更傾向于保守和規避風險(Hart & Mellors,1970; Stevens et al.,1978; Vroom & Pahl,1971)。也有學者基于學習理論發現，年老的管理者在捕捉新思路和學習新行為時會有更多的困難，因此在面對新的經營管理模式更加被動(Hambrick & Mason,1984)。這些因素都十分重要，然而或多或少都于“年輕世代”本身有著直接的關系。我們在本文中試圖提出兩個其他的因素。

首先是企業家海外經歷的調節作用。海外經歷是指企業家在海外學習或工作生活，是全球化在企業家本人身上的一種投射?！昂w”一直是我國高科技企業，尤其是互聯網高科技企業的創辦者的主要來源(Wang et al.,2011)。一些經驗研究表明，具有海外經歷的企業管理者，其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知識，了解國際前沿的技術發展方向，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推進企業管理模式、戰略、技術等創新(陳衍泰 等,2017; 張信東、吳靜,2016)。海外經歷除了帶來知識優勢外，還會帶來心理優勢與社會資本。研究發現與國內無留學經驗的企業管理者相比，具有留學經驗的人會更熱衷于風險和挑戰，更傾向于進行企業創新，同時海歸關系網絡也會給企業管理者帶來一定的信息優勢(Liu et al.,2011; 范巍等,2011)。企業主海外經歷有助于企業家了解前沿互聯網技術，這種經歷可以幫助他們在管理自己企業時，與無海外經歷的企業家來說，推動企業新興“互聯網+”戰略更積極主動。因此，我們假設：

假設3：擁有海外經歷會促使年長一代企業家開展新興“互聯網+”戰略。

其次是企業家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的中介作用。不僅企業在“互聯網+”戰略上有差異，個體在互聯網使用上也存在世代差異。諸多經驗研究表明，老年人更喜歡通過電視等傳統媒介獲取信息，而青年更愿意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Dou et al.,2006; Westlund & Weibull,2013)；2009年以新浪微博為代表，社交媒體開始被廣泛使用，在新媒體的使用上世代差異顯著(方師師 等,2014)。還有研究發現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和日益普及，互聯網把民眾劃分出具有清晰區隔的兩代人，他們在信息的接受方式和時間上完全不同，思維方式、行事風格等也迥然相異(Prensky,2001)。邏輯上來說，年輕一代企業家更傾向于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更強，因此其對互聯網的認知也更高，在推動企業新興“互聯網+”戰略更積極。據此，我們認為：

假設4：企業家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是企業家世代與新興“互聯網+”戰略之間的中介變量。

圖1：分析框架圖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主持進行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CPES）。中國社會科學院私營企業主群體研究中心負責日常管理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數據發布平臺為該調查數據正式授權發布渠道。中國私營企業調查每兩年進行一次，在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和高質量的產出(陳光金 等,2018)。2016年的第12輪調查使用了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信息中心提供的全私營企業名錄作為抽樣框，進行了嚴格的目錄抽樣，在代表性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優度。在實際執行層面依托各?。▍^、市）工商聯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本次調查的時間點是2016年3月到4月。經過數據清理，我們獲得有效樣本量為6129個。

 

 

 

（二）變量操作化

1、因變量：企業“互聯網+”戰略

將企業互聯網戰略劃分為新興“互聯網+”戰略與成熟“互聯網+”戰略兩種。具體來說：將（1）開設網店，（2）建立微博、微信公眾號，（3）搜索引擎競價排名這三個行為加總構成企業新興“互聯網+”戰略，將（1）建立企業網站，（2）投放廣告、進行企業宣傳，（3）聘用人才，（4）與互聯網企業合作這四種行為加總構成企業成熟“互聯網+”戰略。

2、自變量：企業家世代

對于企業家世代劃分，官方和學界都一直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我們參照有關權威機構的劃分方式(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家族企業委員會,2017)，將年齡小于等于45歲的企業家劃分為年輕一代企業家，大于45歲的劃分為年長一代企業家。本調查開展的年份為2016年，因此年輕一代的企業家均為“70后”及更年輕的世代。

3、中介變量和調節變量

企業家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根據企業家獲取信息來源的渠道（詳見表1），選擇互聯網方式越多意味著企業家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越深。

海外經歷，基于現有經驗研究(代昀昊、孔東民,2017; 柳光強、孔高文,2018)，我們將企業家在外接受教育或工作的經歷定義為企業家擁有海外經歷，否則無海外經歷。

4、控制變量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互聯網+”戰略企業的戰略實施與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企業本身的特點、企業家特質相關(吉峰、牟宇鵬,2016)；互聯網鴻溝實際上是個體和結構性因素在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疊加的一個結果(趙聯飛,2015)。因此，本研究納入：（1）企業本身特征的變量，包括：企業年數、企業規模（雇傭員工）、所在產業；（2）企業外部環境變量，即企業所處省份的“互聯網+”指數 的得分；（3）企業家特征變量，即包括企業家教育程度。

本文所采用變量及其操作化的具體問題（即問卷中的原始問題）和設計方法見表1，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三）模型設計

為了檢驗企業家的不同世代對互聯網使用的影響，由于企業“互聯網+”戰略行為是非負整數，因此我們采用泊松回歸，將企業家世代（cohort）、企業生命周期(firmage)、企業規模(scale)、行業(industral)、分省“互聯網+”指數（index）、教育程度（edu）、海外經歷（ove-exp）納入模型，分別對企業兩種互聯網戰略（net）進行回歸，ε是隨機誤差項，建立使用的泊松回歸模型如下：

在檢驗海外經歷（ove-exp）的調節效應時，我們將企業家世代（cohort）與海外經歷（ove-exp）相乘生成交互項（interaction）納入模型，模型如下：

在進行中介效應檢驗時，將借鑒溫忠麟等人(溫忠麟 等,2004; 溫忠麟、葉寶娟,2014)的研究，采用逐步回歸進行檢驗，探索企業家互聯網意識是否為企業家世代與新興“互聯網+”戰略的中介變量。

在以上方程組中，net1是企業實施新興“互聯網+”戰略的強度，ε是隨機誤差項。第一步對模型（1）進行回歸，檢驗企業家的世代（自變量）對因變量新興“互聯網+”戰略強度的效應。第二步對模型（2）進行回歸，檢驗自變量對中介變量的效應是否顯著。第三步對模型（3）進行回歸，同時引入自變量和中介變量，與模型（1）的回歸結果進行對比。如果自變量的回歸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但有所下降，說明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如果自變量的回歸系數不具有統計顯著性，但中介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說明存在完全中介效應。

四、數據分析及發現

（一）描述性分析與初步統計推論

由表3數據可以得知，在新興“互聯網+”戰略實施上，年輕一代企業家的均值為0.57，高于全樣本和年長一代的均值。同時，對年長一代企業家與年輕一代企業家在新興“互聯網+”戰略使用均值的獨立樣本T檢驗表明，年輕一代企業家與年長一代在成熟“互聯網+”戰略實施上存在顯著差異，年輕一代企業家在新興“互聯網+”實施強度要高于年長一代，這與本文假設1一致。在成熟“互聯網+”戰略實施上，年長一代企業家的均值為1.52，高于全樣本和年輕一代，經過獨立樣本T檢驗表明，不同世代企業家在成熟“互聯網+”戰略上存在顯著差異，即年長一代要高于年輕一代，這雖然與本文假設2矛盾，但是我們認為，這是由于年長一代企業家的企業經營時間較長。在納入企業規模和企業年數等因素之后（可詳見表4），不同世代企業家在成熟“互聯網+”戰略上就不存在差異。

（二）多變量分析

企業行為會受到其它各種因素的影響，為了進一步研究企業家的不同世代對企業“互聯網+”戰略實施的凈影響，多因素分析是非常必要的?；谌牡膶懽骺蚣?，表4的模型是加入企業家本身特征以及企業特征控制變量，分別對于新興“互聯網+”戰略及成熟“互聯網+”戰略進行泊松回歸。模型1表明，僅僅放入企業生命周期變量后，年長一代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年輕一代企業家在新興“互聯網+”戰略實施上優于年長一代企業家。在模型2納入剩余所有控制變量后，年輕一代企業家在新興互聯網行為實施上優于年長一代企業家，且統計顯著。

模型3表明，在僅控制企業生命周期的情況下，相比年輕一代企業家，年長一代企業家系數為負，不再顯著，但是企業生命周期系數顯著為正；在模型4中，加入其它企業家個人特征與企業特征變量之后，企業家世代變量系數為負，且不顯著。這表明企業家世代在企業成熟“互聯網+”戰略實施沒有差異。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成熟“互聯網+”戰略上，企業家不同世代并不是其重要影響因素。據此，結合前文的描述性統計，我們有理由接受本文假設1與假設2，即年輕一代企業家對新興“互聯網+”戰略實施有更高的強度；年輕一代企業家和年長一代企業家在成熟“互聯網+”戰略實施上沒有差異。

企業的互聯網行為，無論新興“互聯網+”戰略還是成熟“互聯網+”戰略都與企業的規模和企業家學歷等因素密切相關。企業家的受教育程度與海外經歷都對企業的互聯網+戰略實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企業規模越大，企業實施互聯網+戰略的強度越強。模型2還表明，與第二產業相比，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都顯著提高了企業新興“互聯網+”戰略的實施，同時企業所處外部互聯網環境也顯著提升了新興“互聯網+”戰略的實施。而對成熟“互聯網+”戰略來說，省“互聯網+”指數沒有顯著影響。

（三）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檢驗

對海外經歷的調節效應檢驗，見模型5。本研究采用生成交互項的方式進行檢驗，即將企業家世代與海外經歷相乘，生成交互項(海外經歷×年長一代)，將交互項納入模型，發現交互項的系數為正，且顯著，即認為對于年長一代企業家來說，企業家擁有海外經歷會增加企業新興“互聯網+”戰略實施的強度。因此，我們可以接受假設3，即擁有海外經歷會促進年長一代企業家新興“互聯網+”戰略的實施。

我們將企業家的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作為一種中介機制，用來解釋年輕一代企業家為什么在新興“互聯網+”戰略上具有更好的表現。模型6、模型7、模型8是進行中介效應檢驗。模型6是對世代差異的檢驗。模型表明，在控制了一系列變量之后，年長一代企業家與年輕一代企業家相比，實施新興“互聯網+”戰略的強度更低，回歸系數為-0.178且具有較高的統計顯著性（p<0.001）。模型7表明，與年輕一代企業家相比，年長一代企業家的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平均低0.224，且具有高度統計顯著性（p<0.001）。這說明與年長一代企業家相比，年輕一代企業家對互聯網媒體有更強的使用強度。模型8，將企業家世代、控制變量納入模型發現，企業家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即表明企業家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對企業新興“互聯網+”戰略的實施有正向影響。模型8中的企業家世代的系數低于模型6中的系數，由0.184下降到0.132，說明互聯網媒體的使用程度在年輕一代企業家增強新興“互聯網+”戰略實施強度的過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應。

為了進一步探索系數差異是否顯著，我們采用KHB分解法檢驗自變量系數變化。由于本文采用模型為poisson模型，因此無法使用Sobel-Goodman方法。通過KHB分解法結果發現（見表6），在沒有中介變量的簡約模型中，年長一代的系數為為-0.188（0.038），在納入中介變量的全模型中，年長一代的系數為-0.132（0.038），系數差異為-0.056，差異顯著。綜上所述，所有分析支持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是企業家世代與新興“互聯網+”戰略之間的中介變量。因此，我們可以接受假設4，企業家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是不同世代企業家與新興“互聯網+”戰略之間的中介變量。

 

（四）穩健性檢驗

穩健性分析的方法有多種。一種是使用不同的方法，如用廣義最小二乘（GLS）估計量用于糾正OSL誤差中的異方差(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5)。第二種方法是用近似的指標代替變量，或者改變指標的定義以檢測模型結果的穩定性，第三種是將樣本分組回歸對數據進行穩健性分析的方法(夏立軍、陳信元,2007)。本文采用穩健性檢驗的目的是為了檢驗結果的穩定性，同時通過對變量的不同定義和分類方法，找出變量之間的差別和對結果的不同影響。

本文通過對自變量進行不同的分組，即采取每10年劃分一組的方式，進一步檢驗結論的穩定性。表7中2個模型分別是對兩種不同的互聯網+戰略進行回歸?？梢园l現對新興“互聯網+”戰略來說，年齡分組對新興“互聯網+”戰略的影響為負，且顯著。成熟“互聯網+”戰略中，年齡分組仍然不顯著。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原模型的結論基本一致：主要變量的方向和顯著性都沒有發生改變。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2016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數據，分析不同世代企業家在企業經營中“互聯網+”戰略實施的差別。研究發現，企業家世代與互聯網+戰略的關系假設、企業家互聯網媒體強調的中介效應假設、海外經歷調節效應假設均得到數據的驗證與支持，主要結論可以歸結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成熟“互聯網+”戰略上，不同世代之間不存在差別，在新興“互聯網+”戰略上，年輕一代企業家更傾向在經營企業中使用。從經驗層面上來說，這個發現印證了：一方面互聯網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企業建立網站、利用互聯網投放廣告以及招聘人才的現象越來越嫻熟，“互聯網+”已經超越了“世代”這個界限，得到了普遍地運用；另一方面，更新的“互聯網+”戰略，比如開設網店、建立企業微博、微信公眾號以及利用搜索引擎競價排名等，在不同世代的企業家表現存在一定差異，“互聯網+”戰略在“世代”之間依然存在一個鴻溝。這個發現有助于我們從“類型學”的角度來非線性地看待企業家的世代與企業的“互聯網+”戰略之間的關系，從而為全面和準確認識當前企業的“互聯網+”狀況提供基礎。

第二，企業家互聯網媒體的使用強度是不同世代企業家與新興“互聯網”+戰略的中介變量。不同世代的企業家，其宏觀歷史情境、社會化過程、教育機會、生長環境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對于互聯網的認識程度存在一定差異，其互聯網媒體使用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別?；ヂ摼W鴻溝主要體現在（硬件）接入、技能和應用三個主要層面(趙聯飛,2015)。而我們的研究發現，企業在互聯網應用上的差異，可能是企業家在互聯網技能方面的差異所導致的；而彌合這道鴻溝，可能也恰恰需要從全方位地提高互聯網的使用技能入手。

第三，海外經歷是重要的調節變量。對于年長一代企業家來說，擁有海外經歷，會促使其加大實施新興“互聯網+”戰略。年長一代企業家去國外，學習經歷國外較為前沿的互聯網經驗，對新興“互聯網+”戰略認識程度與那些沒有海外經驗的年長一代相比，將更加傾向在企業經營中使用新興“互聯網+”戰略。年長一代企業家互聯網意識雖然不如年輕一代，但是他們仍然可以依靠去海外接觸企業互聯網使用經驗，使得他們在新一輪互聯網浪潮中不被時代所拋棄。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企業家在市場經濟的激勵下，為國家的發展、為企業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是參與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關鍵少數”和特殊人才。尤其是掌握了更多科技力量和技能的年輕一代企業家，被寄予了創業創新、實現新舊動能轉化的厚望。我們的這個研究，與管理學的路徑不同，從社會學的“世代研究”的傳統出發，突出強調了人/企業家作為“能動者”的作用。本研究發現不同世代企業家在新興“互聯網+”戰略上存在一定差異，主要是由于年輕一代企業家擁有更加強烈的互聯網媒體使用的技能和意識；但是，對于年長一代企業家說，如果擁有海外經歷也會促使其在企業經營中增加新興“互聯網+”戰略的使用。作為政策抓手，彌合企業在“互聯網+”戰略上的鴻溝，也許需要的不僅僅是投資互聯網硬件，而且更需要在使用互聯網的人力資源上下功夫。當然，在本研究中，還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對于不同世代企業家在新興“互聯網+”戰略存在差異的原因探索不足，企業家互聯網意識是其中一個因素，根據模型可以得出，還存在其它中介因素。第二，雖然有研究證明，企業經營中，互聯網使用會增加企業績效，但是該研究并未區分是何種互聯網行為，新興“互聯網+”戰略是否能夠給企業帶來績效？需要接下來的研究去證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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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于《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