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是關系人類福祉的重大問題。2012年以來，我國政府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提出并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過去5年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最大、推進最快的時期。中央層面審議通過40余項生態文明和環境保護具體改革方案。中央環保督察實現31個省區市全覆蓋，推動解決了一大批突出環境問題。12個省份初步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推進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推行控制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完成火電、造紙行業5000多家企業排污許可證核發。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環境保護法從2015年開始實施，在打擊環境違法行為方面力度空前。

但是環保嚴查的效果如何？環保嚴查以來，企業到底在環保治污方面投入多大？環境壓力都有哪些？不同類型的企業是否受到環保壓力不同，那些行業受影響更大？環保嚴查影響了企業的哪些經營決策？是否推動了企業轉型？這些問題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也有理論啟發?！安ㄌ丶僬f”認為，合適的環境規制能夠激發“創新補償”效應，不僅能夠彌補企業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企業生產率與生產力(張成、陸旸、郭路、于同申, 2011；李強、聶銳, 2009；沈能、劉鳳朝, 2012)。但是“污染避難所”理論，卻認為外商直接投入（FDI）是工業污染的原因。發展中國家和地方政府會降低環保標準，從而提高國際貿易競爭力，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陸旸, 2009；傅京燕、李麗莎, 2010)。從這個角度講，回答好環保嚴查五年來，企業受到何種影響是判斷我國市場經濟運行狀況的關鍵。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主持進行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CPES）。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企業主群體研究中心負責日常管理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數據發布平臺為該調查數據正式授權發布渠道。中國私營企業調查每兩年進行一次，在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和高質量的產出。本研究使用最近一次的第13次調查數據（2018年）進行分析。在實際執行層面依托各?。▍^、市）工商聯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本次調查的時間點是2018年3月。根據我們考察問題所涉及到的相關變量，我們得到有效樣本量為3973個樣本觀察值。

為了解環境嚴查以來，私營企業受到的影響，第十三次私營企業調查設計了一組環境污染成本與壓力來源的變量。本報告希望回答這樣幾個問題：（1）2017年不同類型私營企業的環保投入如何？（2）遭受環境處罰的力度有多大？（3）環保壓力有哪些？（4）環保壓力是否以及如何影響企業發展？

一、        環保投入情況

（一）        企業主與環境投入

總體上說，被訪企業家的環境成本并不高，多數低于50萬。超過2500家私營企業治污投入不足20萬元，占企業總樣本數的63%以上。治污投入的企業差異較大，最少企業投入1萬元，最多的則達250萬元。這表明，可能只有少數企業的治污成本較高。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類型企業的治污投入差異。下面根據企業的規模、行業、地區類型等做進一步分析。

2017年的環境治理投入費用情況來看，73.4%的私營企業治污投入少于50萬元。有3.83%的企業約152家治污投入超過200萬。投入治污費用100-1200萬之間的企業占比13.37%。

私營企業中，企業主、出資人個體對企業的運營具有關鍵影響。有研究認為，作為私營企業，學歷、海外教育經歷、政治身份等企業主經歷都會影響企業經營策略(呂鵬, 2012；李路路, 1998)。因此，我們首先分析企業主個人情況對企業治污投入之間的影響。從性別來看，女性企業主的治污投入更低，82.91%女企業家的企業治污投入在50萬元以下。但是在整體的分布上，兩者的治污投入都集中的30萬以下金額。

下表可見，相對于國內高校，境外高校經歷的企業主更愿意花重金治污（>=30萬），治污投入在50-100萬的企業明顯高于國內高校畢業的企業主，更有不少企業投入在200萬左右。國內重點和普通大學畢業的企業主在環?；ㄤN上則比較謹慎（<=30萬）。

企業主的政治身份也會影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性，有政治身份的私營企業主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投入更高。有政治身份的企業治污費用普遍高于50萬，低于50萬的只有68.86%。而沒有政治身份的企業投入額度75.95%都在50萬以下。有70家有政治紐帶的私營企業治污投入高于200萬元，占比4.87%。這一發現表明，企業主的政治身份對企業主和其所在企業可能形成了無形的社會壓力，政治身份和政治紐帶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之間具有某種影響機制。

（二）        企業特性與環保投入

為了進一步了解不同類型企業特性對企業環境投入的影響，我們在本節再針對企業的創業時間、行業、規模、資產、利潤、負債率等因素與企業環保投入之間的關系作進一步探索。

圖中可以看出，新創企業的治污投入明顯低于老企業。1991年之前創立的企業治污投入明顯更高，20%的老舊企業治污投入甚至高于150萬元。而且，創業時間越晚的企業越少會投入超過200萬元的治污費用。不管創業時間起于何時，多數企業的治污成本都控制在50萬以下。需要支付高昂治污成本的企業數量占比不高（30%-40%）。因此，可以推斷，環保嚴查雖然手段雷霆，但打擊面并不廣，還是有針對性對少數環境問題嚴重企業提高監管和執行的手段。

行業屬性是影響企業治污成本的重要因素。相比其他行業，制造業數量多，也是治污投入最多的產業，受環保嚴查的影響最明顯。治污投入200萬到250萬的企業中，65.79%的企業都是制造業企業。治污投入低于50萬的制造業相應只占據26.13%。其他治污成本較高的行業是農、林、牧、漁、采礦業以及建筑業。具體來說，農、林、牧、漁行業的差異較大，投入成本在50-250萬之間不等。相比其他行業，采礦業治污的投入成本更高。雖然多數建筑業的治污成本仍然不高于50萬，但是也有10%左右的污染嚴重的企業，整改成本高昂。金融、租賃、商業服務、信息服務以及科教文衛等第三產業受環保嚴查的影響較小。因此，環境問題突出的企業集中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這些企業能否通過技術升級、環境改善等方式轉型升級也直接影響著現階段產業結構優化的目標能否達成。 

環保嚴查造成的社會和市場壓力對上市公司的影響更大，上市公司的治污投入明顯高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需要面臨更多的公眾壓力，其社會責任支出通常來說都會更高(王霞、徐曉東、王宸, 2013；沈洪濤、馮杰, 2012)。下圖可看出，上市企業中，花費100萬到200萬進行治污的企業百分比遠高于非上市企業。而非上市企業中接近65%的企業治污成本不到50萬元。 

由于本節我們主要考察的是治污投入的金額，因此企業的資產規?？赡苡绊懼挝弁度氲闹匾绊懸蛩?。相對來說，資產規模越大的企業愿意投入的治污費用越高。資產規模為負的企業治污投入高于50萬的企業占比23.89%，而資產規模在0-100萬的企業治污投入高于50萬的則占比11.96%，資產規模在100-1000萬的企業占比22.16%，1000萬-1億資產規模的企業治污投入在50萬以上的31.19%，1億以上企業則高達42.21%。千萬到億級，和億級到百億級企業治污投入在200萬以上的更分別占比4.68%和6.65%。這說明治污投入較高的企業多數是千萬級企業。在所有樣本中，治污投入的主力企業都是千萬到億級企業，總共占比40.96%。

企業的盈利能力與治污投入密切相關。利潤能夠實現增長的企業越傾向于增加治污投入，占比37.30%。利潤減少的企業也擁有相當比例的治污投入，比利潤持平的企業占比更高，約為28.06%。但是利潤減少的企業，更愿意壯士扼腕，在環保治理上高投入。

有趣的是，企業的負債率與治污成本呈現高度相關關系。治污成本越高，企業負債率也越高。治污成本高于200萬元的企業中，只有19.57%負債率低于10%，高達26.09%的企業負債率在30%到50%之間。同樣，治污成本在151萬元到200萬元之間的私營企業負債率在30%以上的企業55.65%。負債率低于10%的企業，80.61%的企業治污成本低于50萬元。負債率在30%-50%左右的企業有37.71%的企業治污投入在50萬元以上。負債率在50%以上的企業有33.97%的企業治污投入在50萬元以上。這個趨勢跟利潤與治污投入之間的關系一致，負債越高的企業，治污投入也高。

（三）        成本感知、社會責任認知與治污投入

企業創始人和企業本身經營內容、行業特性是制約企業投資決策的客觀約束，企業主對本身企業的定位、經營成本的判斷則是直接影響企業進一步投資方向的主觀條件。第十三次私營企業主調查的問卷中有一組詢問企業主對成本變化總體趨勢的問題，分別針對企業的人力成本、物流成本、能源成本、到政府辦事（工商注冊、行政審批）的時間和費用、稅費成本和融資成本。答案的選擇有“明顯降低”、“有所降低”、“沒有變化”、“有所上漲”和“上漲過快”五個選項。我們將治污投入劃分為50萬以下、50-100萬、100-150萬、150-200萬、200萬以上五個類別，分別檢查不同的企業成本與治污投入之間的相關關系。

就人力成本而言，治污投入越高的企業，越能感受到人力成本的上漲，認為人力成本會上漲的企業，其治污投入也較高，兩者之間具有相關性。認為人力成本上漲（有所上漲和上漲過快）的企業主中有7.89%的企業仍然在治污投入上花費了200萬以上的投資額。同時，治污投入50萬以下的企業，有64.25%的企業感受到成本有所上漲。治污投入在50萬-100萬、100-150萬、150-200萬以及200萬以上的企業感受到企業人力成本有所上漲的則分別占據67.03%、68.77%、67.63%、73.03%。治污投入在50萬以下的企業有64.25%和15.27%的企業感受到成本有所上漲或上漲過快，而在投資額51-100萬的企業中，則分別占比67.03%和18.11%。治污投入200萬以上的企業感覺成本有所上漲和上漲過快的比例則升高到73.03%和15.13%。

物流成本與治污投入之間的關系跟人力成本與治污投入的關系類似，治污投入越高的企業，越明確感覺物流成本上漲或上漲過快。但是，總體上，物流成本并不對企業的造成太大壓力。治污投入高于50萬的企業中仍然有接近20%的企業認為物流成本變化不大。

總體來說，能源成本越上漲，治污投入也越大，治污投入高于50萬的企業中68%左右的企業認為能源成本上漲過快。

政府辦事成本與治污投入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不同趨勢。治污投入越高的企業越感覺到政府辦事成本有降低。同樣，感覺到政府辦事成本明顯或有所降低的企業越傾向在環境治理上提高投入。下表顯示，認為政府辦事成本明顯降低和有所降低的企業中，治污投入在50萬以上的占比分別為27.49%和28.97%，遠高于認為辦事成本有所上漲和上漲過快的比例，20.98%和24.24%。治污投入在200萬以上的企業中，有17.76%的企業認為政府辦事成本明顯降低，50.66%的企業認為有所降低，共占比68.42%。這說明，營商環境建設，簡政放權等措施有效得舒解了企業的審批、注冊等辦事成本。

2018年的研究顯示，雖然多數企業認為企業稅費成本沒有變化或有所提高，但是企業對稅費成本變化的感知略有分歧，也有相當比例的認為是有所降低。治污成本在50萬以下的企業34.42%的認為稅費成本沒有變化，28.49%認為有所上漲。治污投入在200萬以上的企業則由31.58%的認為稅費成本有所降低，31.58%的認為沒有變化，29.61%則認為有所上漲。認為稅費成本明顯降低或有所降低的企業70%-80%的治污成本在50萬以下。認為稅費成本有所上漲或上漲過快的企業中，則分別有73.79%和76.47%的企業治污成本在50萬以下。也就是說，那些感覺稅費成本升高的企業，治污的成本也是偏高。

與稅費成本相比，企業更明顯感覺到了融資成本的升高?？傮w來說34.16%的企業認為企業的融資成本有所上漲，治污投入的差異并沒有明顯影響他們的態度。同樣的，感覺到融資成本有所上漲或上漲過快的企業，治污投入也偏大。治污投入在100萬以上的分別占比19.91%和16.76%。

不同企業成本與治污投入之間的交叉分析可以發現：企業對經營成本（非行政管理成本）與治污成本之間感知具有一致性。治污投入的提高會明顯讓企業感覺到各種經營成本壓力。但是行政管理成本（政府審批、注冊等辦事成本）則與企業對經營成本的感知不同，多數企業認為政府辦事的成本降低了。也就是說，環境嚴查給企業的壓力更多來自經營層面，而不是管理層面。反過來說，那些感覺到企業經營成本上漲的企業，治污投入通常也更高。至于這種相關性是企業主連帶感知的結果，還是企業面對經營成本上漲壓力，轉而走向技術和治污投入，進行轉型升級，還需要進一步的檢證。

 企業的社會責任定位可能是影響治污投入的主觀因素。本次調查問卷中對企業定位設計了一組題目，詢問企業主“在社會價值創造方面，下面哪項描述最符合貴企業的實際情況？”問卷設置了四個選項，要求被訪者單選?！埃?）本企業是傳統商業機構，唯一目的為實現利潤。（2）會在生產經營中考慮到企業的社會責任，但并未在章程中作出具體規定。（3）在章程中明確規定一定的社會責任，并在公司決策過程中充分考慮。（4）公司具有盈利和社會價值實現雙重責任，將盈利與社會價值并舉。（5）企業經營并不以利潤為主，而是用利潤來扶助企業社會價值的實現?！彪m然選項內容略有差異，但是總體上將企業定位設定為純利潤導向到純社會導向分為五個類型。

將實現社會責任作為企業重要價值的企業，治污投入更高。下表顯示：54.36%的企業認為自己的企業是利潤與社會責任并重型。但是那些在章程中明確規定一定社會責任的企業，治污投入高于50萬的卻占比更高。純利潤導向的企業定位84.06%的企業治污投入都低于50萬。治污投入高于200萬的企業12.84%的企業是在章程中有明確規定社會責任的，59.46%是將盈利與社會價值的雙重責任視為企業定位的企業。

二、        環保處罰

環保嚴查之“嚴”標準之一就是政府對企業實行環境處罰的力度和覆蓋面，也是試圖回答環境規制是削弱我國企業貿易比較優勢還是推動企業創新升級的重要維度 (張成 et al., 2011；陸旸, 2009)。本節利用問卷中詢問受訪者：“您的企業2017年下列方面的費用有多少？因環境問題受到的罰款多少萬元”作為主要的因變量，進一步分析環保處罰的力度以及哪些企業容易遭受環保處罰。

首先，我們來比較下環境罰款與其他類型罰款的覆蓋面和罰款程度。下表顯示，相比稅收和產品、服務的罰款，針對環境問題的罰款額度最小，但是覆蓋面較高，2.62個百分點的企業遭受了環境罰款，僅低于針對產品和服務的罰款覆蓋面。罰款額度來看，稅收的罰款額度最高，處罰程度最嚴厲，均值達到26.972萬元，最大達到10億元。其次是對產品、服務的罰款，均值在18.36萬元，最多罰款6億多。而因為環境問題遭受罰款額度最高只有百萬元。說明，環保嚴查的罰款額度并不大，主要體現在覆蓋率上，3745家企業中，將進百家企業受罰。

從性別來看，男性企業出資人因環境問題遭受罰款的額度高于女性。數據顯示，沒有女性企業主的企業遭受過50萬以上的環境罰款。有6家企業遭受50萬元以上的環境罰款。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政治身份有利于減少企業遭受處罰的力度。11家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身份的企業主所在企業遭受10萬以上環境處罰。遭受50萬元以上罰款的私營企業主中，有接近40%的私營企業主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這說明，擁有政治身份的企業主更在乎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聲譽。

為了查看環保嚴查對多少就業人口產生影響，這里我們同時將雇員規?？紤]在內。雇員規模與企業遭受罰款之間的關系比較微弱，占樣本多數的百萬雇員以內的企業中98.03%沒有遭受過罰款。遭受罰款最多的是雇員規模在100萬到1000萬的企業，但是，也只有3.67%的有罰款經歷。1億以上雇員的企業100%都沒有罰款經歷。

行業來看，農、林、牧、漁、采礦業、制造業與建筑業遭受環境罰款的情況更為普遍。特別是制造業與建筑業是環境都有不少遭受高額環境罰款的案例。制造業有16家企業遭受10萬到100萬的環境污染處罰，47家企業遭受10萬以下的環境罰款。也就說，制造業是受環境嚴查影響最為直接的行業。第三產業等服務、信息、金融類行業幾乎沒有環境罰款的案例，基本不受影響。

資產規模在1000-1億這樣的中等規模企業遭受環境罰款的占比最高，付款額度在0-10萬的有44.07%是千萬到億級企業，而罰款額度在10-50萬的企業中有53.33是資產規模在千萬到億級的企業。

盈利能力較弱的企業同時也是遭受環境罰款嚴重的企業，這些企業生存環境不容樂觀。利潤減少的企業有3.6%的企業有遭受環境罰款的經歷，而利潤增長的企業相比只有2.3%的企業在2017年被罰款，利潤沒有變化的企業有2%的企業有被罰款。對污染型企業來說，市場環境的惡化與環境監管標準的提高可能是同時而來的壓力，傳統的以污染求生存或發展的路子已經難以為繼。

企業負債情況也體現出相同的問題，經營困難與環境污染是環保問題企業的兩座大山。負債率在50%以上的企業無罰款的只有95.74%。相應的，低于10%負債率的企業無罰款率則是98.74%。10%-30%負債率以及30%到50%負債率的企業分別是97.66%和96.13%，都高于負債率50%的企業。而且，負債率越高的企業罰款額度也越高。11家負債率在50%以上的企業遭受了10萬以上的罰款額度，占據了10萬以上付款的一半（共有22家企業付款額度在10萬以上）。

三、        環保壓力

環保嚴查對企業造成的壓力不僅直接來自政府對環境標準的提高和執行力度的加強，也來自與企業經營中市場同行、消費者、社會等方面的壓力。本章針對可能對企業形成壓力的的各種來源做一個探索性研究。整體來看，2017年私營企業受到的各方壓力都有所增加。來自政府環保風暴、檢查的壓力尤其明顯。30.92%的私營企業主感受到環境保護方面的“壓力明顯增大”，遠高于15.90%的社區、群眾壓力，18.11%的消費者環保壓力以及16.64%的行業壓力和20.63%的利潤壓力。

為了進一步分析不同類型的企業主和企業的環境壓力感知差異，我們對該題的回答，重新做了編碼，按照沒有壓力1分，壓力變小2分，沒有變化3分，壓力有所增大4分，壓力明顯增大5分排列，選項越高表示壓力越大。同時，為了方面呈現和比較，我們按照企業的類型求取分組的壓力平均數（1-5），平均數越高表示此組的環境壓力指數越高。借助這個方法，我們進一步探索不同企業類型與企業的環境壓力感知之間的關系。

下表發現，有政治身份的企業主對環境壓力的感知更為明顯。政府壓力方面，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協委員的企業主感受的政府壓力均值為3.96，而沒有這兩個身份的只有3.79。社群壓力、市場壓力、行業壓力和利潤壓力方面，有兩個身份的比沒有身份的壓力分別高0.38、0.33、0.32和0.30。但是，相比其他壓力，政府壓力是環保壓力最大的來源渠道，其次就是利潤的擠壓。

總體來說，老企業面臨的環境壓力更大，特別是政府、市場和利潤的擠壓都對老企業形成了挑戰。新創企業的環境壓力較小。從企業遭受的環境壓力類型來看，來自政府的壓力仍然是大的。1991年之前的企業壓力最大，政府、市場和利潤的三重壓力，擠壓著老企業的生存。社群壓力最大的則是1991-2002年創立的企業，這些企業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批成長起來的企業。而創立于2003-2010年的企業數量眾多，面臨越來越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則更多感受到市場和行業競爭對環保的要求。

不同行業的環境成本不同，環保嚴查的重要目的在于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減少污染較為嚴重的第一、二產業，增加第三產業比重。因此，我們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1）對三次產業的劃分，將農、林、牧、漁劃分為第一產業，采礦業、制造業，以及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劃分為第二產業。批發和零售，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技術服務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實施以及科教文衛等劃分為第三產業。三產的環境壓力呈現明顯差異，第二產業的各種環保壓力都非常大。政府環保風暴、檢查的壓力達到均值達到4.09（最高5），對我國目前以二產為主產業結構形成較大挑戰。農林牧漁的第一產業多數分布的農村地區，生態環境薄弱，社會關系濃厚，因此遭受到的社群壓力最大，為3.81。

就是否上市來看，上市企業的環境壓力明顯高于未上市企業。上市企業的政府壓力、社群壓力、市場消費者壓力、行業壓力和利潤壓力分別為3.90、3.55、3.65、3.65和3.73全部高于非上市企業。

大型企業的社會壓力大，小型企業的市場壓力大。百億以上企業的環保壓力更多來自政府和社群的環保要求。而1億到100億之間的規模則主要來自市場消費者、同行行動和環保投入對利潤的擠壓，壓力來源的形態有所不同。規模越大的企業，其企業社會責任越大，越需要回應政府和周邊社區、群眾要求。

企業的盈利能力影響企業主對環保壓力的感知，市場惡化、利潤減少的企業更強烈的感受到來自各方的環保壓力。不管是來自政府的、社群的、市場的、行業還是利潤的壓力，盈利能力下降的企業環境壓力指數都高于其他企業，分別達到3.85、3.49、3.62、3.56和3.69。

企業的經營狀況，特別是流動資金的情況也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環境壓力感知，負債越高，感受到的環境壓力就越大。負債率高于50%的，環境壓力明顯更高，來自政府的壓力均值高達3.91。

四、        環保壓力與企業發展

企業的環境壓力會不會倒逼企業轉型呢，會影響企業的哪些經營策略是本節回答的主要問題。本節采用環保壓力作為主要的自變量，原因是，企業自身切實感受到來自各方的環保壓力是推動企業轉變企業經營和發展策略的最終動力。而且，本次問卷涉及了“政府環保風暴、檢查”、“周邊社區、群眾環保要求”、“消費者環保意識”、“同行企業改進環保的行動”以及“環保投入對利潤的擠壓”等五種環保壓力來源，明確的將市場完善、社會發展與政府規制的不同環保壓力來源區分開來，能夠更好的了解不同環保壓力類型與企業經營策略之間的關系。

企業發展方面，我們主要采用投資、研發、市場定位以及企業對市場的信心四個變量進行考察。使用兩個問題衡量投資：問卷中詢問受訪者“2017年期間貴企業國內新增投資多少萬元？”；預計“2018年貴企業國內投資額是會增加、會減少、大體持平還是無投資？”。同時，問卷也詢問了受訪企業的境外投資額。這兩個問題不僅涉及了2017年問卷訪問時候的投資決策，也詢問了企業主未來的投資打算。因此，有利于更好的探究企業感受到的環保壓力與投資策略之間的關系。為了更好的比較不同的環保壓力與企業投資策略之間的關系，我們將企業投資額按照壓力類型分組，求取平均數，相應類別的數值越大，說明投資額度越高。為了避免極端值對分組平均數的影響，我們對投資額度進行了縮尾處理（1%）。

（一）        環保壓力與企業投資傾向

感受到環保壓力明顯增大的企業，國內新增投資額度越高。不論環境壓力是何種類型都是如此。但是，來自政府環保檢查的壓力更明顯得推動了企業新增投資額的上漲。認為政府環保風暴、檢查壓力明顯增大的企業國內新增2017年國內新增投資額平均為1708.51萬元，認為周邊社區、群眾環保壓力明顯增大的企業2017年新增投資額為1512.83萬元，認為消費者環保意識的壓力明顯增大的企業平均投資額為1436.80萬元，認為同行企業改進環保的壓力明顯增大的企業平均新增投資額則為1364.96萬元，環保投入對利潤的擠壓增大則產生了1528.21萬元的國內新增投資額。消費者的環保訴求和利潤擠壓的效果對新增國內投資額的影響并不是線性的。即使是消費者和環保的利潤擠壓已經變小的群體，平均投資額度也不低，分別是1218.23萬元和1189.10萬元。

環保壓力與2018年國內預期投資舉動之間的關系，我們采用了相反的分組方法。我們將來自政府、社群、市場、行業和利潤的壓力編碼為1-5的壓力值。1代表沒有壓力，2代表壓力變小，3代表沒變化，4是有所增大，5為明顯增大。我們計算了2018年預期國內投資會增加、會減少、持平、無投資和不好說這樣五類群體的平均壓力值。如果這個數字越高（1-5），表明這個組別的相應壓力值就越高。

結果表明，2018年預期國內投資額會增加的人，反而是政府環保壓力最高的群體，壓力值3.90?？芍^，政府壓力越大，投資動力越大。社群壓力則是相反的趨勢，反而是那些表示2018年會減少投資的企業的社群壓力最大。結合前面的分析，表明，這些企業很可能多數是農林牧漁的第一產業，社群壓力的影響較大，而且難以通過新增投資進行轉型，可能是環保壓力上漲之后，比較難以突破和生存的企業類型。這部分企業如何生存值得關注，必要時需配套其他政策，確保我們產業結構的合理。

受訪企業的境外投資額度普遍較低。最小投資為0，最多投資為31078萬美元，均值則為21.25萬美元。但是最大值比較極端，因此我們仍然采用縮尾處理，處理后的數據，最大值變為120萬美元，均值僅為1.65萬美元。下表是根據不同的環保壓力分組得出的平均數。認為消費者環保要求沒變化的企業境外平均投資額最大為2.27萬美元，而感覺利潤擠壓有所增大的企業的境外平均投資額次之，為2.25萬美元。境外投資方面，企業的投資決策相對謹慎，認為政府、社群壓力有所增大的，投資額更高，分別為2.22萬美元和2萬美元。境外投資額最低的企業多數認為行業競爭壓力變小。沒有境外投資的企業，恰恰也是行業競爭缺乏的企業。另外，那些認為環保對利潤的擠壓明顯增大的企業境外投資額度也很低，僅為0.62。

環保壓力與2018年境外預期投資舉動之間的關系，我們將來自政府、社群、市場、行業和利潤的壓力編碼為1-5分的壓力值。1分代表沒有壓力，2分代表壓力變小，3分代表沒變化，4分是有所增大，5分為明顯增大。我們計算了2018年預期境外投資會增加、會減少、持平、無投資和不好說這樣五類群體的平均壓力值。如果這個分值越高（1-5），表明這個組別的相應壓力值就越高。

數字清晰表明，會增加境外投資的企業主感受到了政府、社群、市場消費者、行業和利潤更高的環保壓力，壓力分數分別高達4.00、3.69、3.68、3.63和3.69。來自政府、社會和市場的環境壓力迫使多數企業更多的走向全球化的海外投資的策略，相應的會減少海外投資的企業感受到的環保壓力也最小。這表明來自政府、社會和市場各方的環保壓力對有海外投資計劃的企業來說，都會迫使他們轉向海外市場，尋求更多機會，彌補成本壓力。

（二）        環境壓力與企業研發投入

依靠研發和技術創新轉型升級是企業獲得市場競爭能力的根本，也是產業升級的最終目的。關于企業轉型升級的問題，本問卷采用一系列企業研發費用投入和平臺的問題進行檢測。本文采用研發投入與研發占營收兩個主要衡量企研發投入程度的變量來檢測環保嚴查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為了減少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兩個變量都進行了縮尾處理。下表展示了研發投入、研發占營收比，以及縮尾后的研發投入與研發/營收比的主要描述變量?？梢园l現，縮尾去掉了變量中極端值，數據得到了明顯改善。

2017年，企業的研發投入平均值是623.52萬元，縮尾去極端值之后，研發投入的均值變為335.21萬元。同樣，研發占營收的比重在縮尾前為4.9，縮尾去極端值后變為3.9。

環保壓力與企業研發費用投入之間的關系，我們仍然是采用依據各種環保壓力的類型和程度分組，求取相應組別企業研發費用均值的形式。下表表明，環保壓力越大，企業的研發費用投資額度越高，分別為478.78萬元、464.04萬元、414.93萬元、427.65萬元以及510.65萬元。同樣的，越是感覺沒有環保壓力的企業，平均而言新增研發越少。

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的營收情況，環保壓力與研發關系則呈現了相反的關系。壓力越小，越愿意投入研發。數據表明：不同類型壓力小的組別企業研發占營收的占比5.24%、4.11%、5.12%、5.51%和4.23%?？紤]到研發費用的額度與研發占營收比的趨勢相反。我們可以推測，環保壓力可能對進一步促進了不同盈利能力的企業分化。大企業、盈利強好的企業貢獻了主要的研發費用，他們是行業的領頭羊，也是企業研發與創新的領頭羊。雖然他們的研發費用頗高，但是占營收的比重不大。對于盈利能力較差的企業，他們的資源更為緊張，對外部壓力的感知也更為敏感，更愿意在壓力變小的時候，投資科研創新。

（三）        企業定位、預期與信心

環保投入倒逼企業轉型升級的主要途徑是技術的自主研發和引進。本節利用問卷中對企業技術來源與定位的兩組題目作為因變量，來檢測環保嚴打是否能夠提高企業技術引領和自主研發的能力。問卷通過要求企業主對企業業內技術定位評價從1-10進行打分的方式，來測量企業主對企業業內技術定位的感知。同時要求企業主對五年后企業的業內技術定位打分。我們將1-10視為技術引領程度的連續變量，計算不同環境壓力程度下企業技術引領程度的平均值，對平均值進行比較。環境壓力對企業的技術獨立程度影響，我們也采用相同的比較策略。

總體來說，認為政府、社群、行業和利潤的環保壓力變小的企業越認為自己的行業技術引領地位較高。但是，認為消費者的環保要求明顯增大的企業卻對自己當前的業內技術引領地位更為樂觀。這說明，貼近市場需求，及早轉變的企業業內技術地位越高。被動響應壓力型企業，行業技術地位更落后。

受訪者還被要求填寫他們對未來五年業內技術引領地位的判斷?？傮w上來說，所有企業對未來自己企業的技術地位都更為樂觀，認為未來地位會有多提高。但是，感覺來自政府、社群、市場、行業和利潤的壓力變小的企業對未來的預期更為樂觀。各方壓力變小的業內技術引領地位自評均值分別達到了7.70、7.72、7.79、7.68和7.88。

企業主對自主研發能力的評價與業內技術地位評價相反。感覺到環保壓力增大的企業，對自主研發能力的自我評價更高。認為政府壓力有所增大的企業，自評的自主研發能力平均在6.13分（1-10）左右，認為社群壓力、市場壓力、行業壓力和利潤壓力有所增大的則分別是6.08、6.10、6.09和6.12，相比感覺壓力沒有變化、變小或者壓根沒有壓力的企業們來說，自我評價都更高。

同樣的，多數企業認為未來五年自身的自主研發能力會提升。感覺到環保壓力有所增大的企業，對未來自身的研發能力評價也更高，更加自信。這說明，對多數健康企業來說，一定程度的環保壓力并不會損傷企業的積極性，反而催生了企業自主研發的內生動力。感知到環保壓力有所增大和明顯增大的企業對企業未來研發能力預期會更好。越是沒有任何環保壓力的企業，對自身自主研發能力的評價越低。

企業主所感受到的環保壓力也有可能影響企業主對未來經濟風險的感知。企業認為今后5年，面臨下列經濟和社會風險的可能性有多大，包括9個方面的內容：（1）經濟陷入低迷；（2）工人大規模失業；（3）物價大幅上漲；（4）房地產“泡沫”破裂；（5）局部金融危機爆發；（6）地方債務破產；（7）生態環境嚴重惡化；（8）社會矛盾激化；（9）戰爭或恐怖主義引發災難。調查被訪者對這14個問題的評價；1表示“很有可能”；2表示“教有可能”；3表示“不好說”；4表示“不太可能”；5表示“不可能”。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將衡量經濟與社會風險的經濟陷入低迷等有關變量重新編碼為從“1不可能”、“2 不太可能”、“3 不好說”、“4較有可能”和“5很有可能”的五分類變量。值越大證明經濟風險發生的預期越高。

本文針對9個變量進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透過因子分析發現上述9個內容可以拆分為2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兩個因子的累積解釋方差63.5%。其中變量1-5的因子載荷量主要集中在第一個因子，這些內容主要與市場風險有關，這里稱為“市場經濟風險”。6-9的因子載荷量主要集中在第二個因子，主要與政治社會風險有關，這里稱為“政治社會風險”。

為了分析企業對未來風險的預期，我們將1-5個變量合并為5-25的市場經濟風險指數，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4,四個因子的載荷量分別為0.792、0.820、0.768、0.732和0.793，內在一致性較好。第6-9四個變量合并為4-20的政治社會風險指數，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08，每個因子的載荷量分別為0.762、0.782、0.868和0.771，內在一致性也較好。

結果表明：環保壓力越大的企業，越傾向認為市場經濟風險會發生，市場信心越低。那些感受到環保投入對利潤擠壓的壓力明顯增大的企業，對經濟風險的預期最悲觀，風險指數平均值達到16.01。相反，越感覺環保沒有對企業形成壓力或覺得壓力反而變小的企業，對市場經濟形勢的判斷越樂觀。

為了與市場經濟風險預期形成對比，也為了了解環保壓力對企業主政治社會風險預期的影響。這里將不同的環保壓力分組，計算政治社會風險指數的均值，值越大，風險越高，信心越低。下表可以發現，感覺環保壓力沒有變化的企業，對政治社會發展的信心最低。除此外，感覺到環保壓力有所增大或明顯增大的企業，對政治社會發展的信心也偏低。也說明，環保壓力的上漲可能導致企業的整體悲觀判斷。

五、政策建議

由上可見，環保嚴查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是，環保嚴查對私營企業發展也有不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市場競爭的“馬太效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環保嚴查無疑會淘汰一批老舊、盈利能力差、規模小的企業，并促使有能力的企業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增加研發和投資規模。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馬太效應”可能導致部分行業，特別是制造業走向寡頭化，不利于行業良性競爭環境的建設。因此，我們建議對小微企業酌情給予一定融資、稅收優惠，這有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2、企業發展的雙刃劍。環保壓力的確能夠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發展的轉型。但是，環保壓力促使企業增加環保、研發和投資規模的同時，也引發了市場信心的波動。還需要相關部門加緊出臺配套措施，穩定和提振市場信心。

3、環保監管的“一頭熱”。企業感受的環保壓力主要依賴政府環保風暴、嚴查。社區、消費者的環保意識并沒有真正形成，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意識也有所欠缺。整個社會的環保風氣尚未形成，環保責任并未內化為個人和組織的消費、生產和生活偏好。生態文明建設是千年大計，僅僅依賴環保風暴式的治理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完善監管法律、規劃的同時，還需要積極倡導企業“綠色”社會責任，提升消費者、社區的綠色消費、生活觀念，形成社會共識。調動各方力量，構建環保的長效社會監督體系是不可忽視的“柔”性制度建設。

根據上述環保嚴查效應，可以發現，環保嚴查的管控措施過于“剛性”。配套的“柔性”措施必不可少。

1、配套融資、稅費政策，扶助小微。環保嚴查的確有利于推動部分有能力的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尋求企業自身的技術創新或業務轉型。但是，環保的壓力也讓部分盈利弱、融資難、轉型難的小微企業的生存雪上加霜。不少企業同時面臨多種經營成本的增加。通過行業協會、商會、工商聯等組織性的力量，了解小微企業生存狀況，倡導行業互助和支持，借助融資和稅收政策扶助有潛力的小微企業，有利于更多小微企業走出困境。

2、配套環保咨詢、指引服務，促進產業結構協調有序升級。從調查來看，第一二產業的環保壓力更大。農林牧漁是涉及國計民生的支柱產業，第二產業的制造業則是私營企業的主要力量，也是國民經濟活力的來源。環境成本具有行業和企業的異質性，環境代價高的企業并不是都可以被代替。而且，部分行業的轉型需要長期持續投入，難以畢其功于一役。因此，需要考慮多種多樣減少環境影響的方式，除了購買治污設備，在生產流程和組織管理方式上創新也是一種可能。

3、配套輿論引導與激勵機制，促進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增強。社會責任意識越強，企業越會主動在環保上增加投入，主動降低企業環境影響。相比被動接受環境罰款的企業，真正在投資、研發上有所行動的企業更多基于市場和行業壓力。因此，我們還需要積極倡導富有責任感的企業家精神，引導企業社會責任目標的建立。同時，在行業標準中加入綠色考核，倡導綠色消費與生活理念，用行業與市場的力量約束企業行為。

4、配套營商環境改善，提振企業家市場信心。私營企業對市場、政治和社會的風險感知更為敏感。環保壓力的增大會嚴重影響企業的市場經濟信心和政治社會信心。如何在推動環保標準國際化的過程中，穩定企業市場預期是需要慎重考慮的任務。在輿論環境上，鼓勵企業創新，引導企業轉型，以更多的服務幫助企業降低環境影響有利于企業穩定信心。在制度環境的優化上，降低企業行政管理成本，提供公平有效的市場融資、培訓、財稅機會，可以有效提振企業信心，彌補企業環境投入成本。

這些措施，有利于促進行業競爭的有序健康，有利于促進多數企業的平穩過度，有利于形成生態文明建設的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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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于《統一戰線學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