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轉變理論脈絡

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口轉變的進程在不斷地推進。由于歷史進程、發展階段和國情差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口轉變也體現出巨大差異，因而人口轉變研究一直是人口學領域的重要議題。

（一）現代化視角下的人口轉變理論

人口轉變的發生有其歷史情境性，人口轉變理論最初是對歐洲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階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動態變化過程的描述，主要關注的是宏觀層面人口再生產的過程[1-2]。人口轉變的三階段模式即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從前現代時期的“高高”，到工業化和現代化階段的“高低”，再到現代社會的“低低”[3-4]的轉變過程。四階段模式增加了傳統農業社會中“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極低自然增長率”的相對靜止的人口形態[5-6]。

在此后的研究中，學者們對西歐發達國家的人口發展階段進行過諸多方式的劃分，并發展了相應的人口轉變理論、實證模型。這些研究經過歷史和科學的檢驗，并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應用。

（二）三次人口轉變過程

20世紀上半葉，歐洲發達國家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轉變，人口結構趨于均衡穩定。這次轉變有四個主要特點：結婚率高、以孩子為中心、單一家庭、有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7]。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伴隨著“嬰兒潮”的來潮、退潮以及隨后的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現象，歐洲出現了第二次人口轉變。這次轉變更關注文化和社會因素對于人口轉變的影響[7-13]。第三次人口轉變則主要關注歐美發達國家的移民問題[14]。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這些國家的勞動力不足，需要引進移民補充勞動力。但移民的高遷入率帶來了人口和民族結構的變化，以及國家文化認同和自我認同的改變[15]。

人口轉變理論已得到諸多經驗的驗證，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次人口轉變的研究，對非歐美國家和地區人口發展過程及人口現象缺少解釋力，對社會、文化和教育等因素的影響也缺少足夠的關注。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研究彌補了上述缺陷，在研究視野上關注到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等方面，但沒有區分出低生育水平國家內部的差異及產生原因，也沒有解釋西歐和北美發達國家的移民問題。因此，移民問題就成為第三次人口轉變研究的出發點。在人口數量和結構迅速變化的當今世界，人口轉變理論也在與時俱進。

二、世界人口發展階段及趨勢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世界人口總量在不斷增長，但增長速度已經逐漸下降至較低水平。從不同大洲、地區來看，人口發展階段和趨勢則有較大差異。較早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歐洲，早在20世紀中期就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目前部分國家的人口已經處于老齡化和衰退階段；而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的非洲國家，人口總量不斷上升，增長速度也維持在高位；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以及移民數量不斷攀升的歐洲，移民融入成為重點關注的社會課題。

（一）世界人口增長趨勢

聯合國《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數據顯示，經過20世紀的人口高速增長，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放緩，以每年8 300萬人口（11.0‰）的速度遞增。如圖2所示，2015年世界人口為73億，到2030年預計將增加到86億，到2050年升至98億，并在2100年達到112億。

2015—2050年，預計世界51個國家人口規模將縮減超過15%。以歐洲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20世紀中期便較早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總和生育率長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逐漸縮減。移民的涌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2015—2050年歐洲總和生育率，但并不能阻止其人口減少。美洲國家主要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代表，由于二者皆為移民國家，其人口自然增長率也長期高于其他發達國家，人口總量也將不斷上升。人口增長速度最快且增量最大的地區為非洲， 21世紀中期之后人口總量進一步膨脹，并在世紀末超過亞洲人口總量。

（二）世界各地區人口自然增長率變化

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本文定義人口自然增長率＞20‰的為高增長階段，10‰＜人口自然增長率≤20‰的為過渡階段，0＜人口自然增長率≤10‰的為低增長階段，人口自然增長率＜0的為負增長階段。

據聯合國2017年預測（中方案），1990—1995年世界人口增長率為15.2‰，低于1950年的17.8‰。預計在2020—2025年進入低增長階段，直到2100年增長仍未結束，但增速會下降到1.1‰。

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各個國家人口轉變階段差異也較大。目前，非洲國家人口增長率仍然很高，歐美等發達國家穩定在低增長階段，甚至出現人口零增長和負增長。世界多數地區和國家，包括中國目前處于人口發展的低增長階段。預計在2085年前后，五大洲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全部進入低增長階段。世界人口結構變動相對緩慢平坦，但這種變動受經濟社會發展影響很大，主要是世界多數發展中國家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仍不是建立在均衡人口結構基礎上的動態調整體系。

（三）當前世界人口進入低增長模式

當前世界人口增長模式正處于第二階段，即過渡階段，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在10‰~13‰波動。2020—2025年之后，則逐步過渡到低增長階段。

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處于低增長階段，如北美、大洋洲、東亞等等；部分國家和地區處于過渡階段，如印度、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此外世界平均水平也位于過渡階段；處于兩個極端的分別為非洲和歐洲、日本，其中非洲在保持了過去幾十年的高增長之后，人口仍然處于快速增加的階段；而歐洲和日本由于老齡化程度嚴重，生育率水平過低，已步入人口衰退的階段。

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人口發展階段

從人口轉變的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面臨著不同的人口形勢和問題。發達國家有較高的社會福利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但由于較早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普遍面臨著嚴重的人口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相反，發展中國家則面臨人口增長速度過快，同時經濟發展滯后的問題。這也使得部分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激增，經濟發展變得更加困難。

（一）發達國家面臨的人口發展問題

發達國家面臨的人口發展問題主要是高福利與人口老齡化之間的矛盾。由于歐洲國家較早完成了工業化和現代化，人口轉型也基本完成，并全面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老齡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第一，老年人口的撫養比上升，加重現有勞動人口的負擔。第二，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生消極影響。第三，用于老年社會保障的費用大幅增加，給政府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并使得歐洲現行的高福利模式愈發顯得難以為繼。第四，引起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的變化，使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削弱。

（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人口發展問題

發展中國家面臨最主要的人口發展問題就是（相對）貧困與人口過快增長之間的矛盾。其中，部分低收入國家，人口增長過多過快，給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巨大壓力，還有一部分國家則長期處于貧困狀態。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7年低收入國家名義人均GDP僅為750美元，同時期的中等收入國家達到了5 170美元，而高收入國家人均GDP已經超過了40 000美元，達到了41 211美元。從生育水平來看，高收入國家較早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其人口自然增長率最低，并較早步入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而中等收入國家，則普遍于2020年左右步入人口低增長國家行列。相比之下，低收入國家的自然增長率一直處于高位，至21世紀末，生育率才有可能下降到10‰以下。

四、中美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其特征

中國和美國是世界前兩位的經濟大國，也是前五位的人口大國。兩國的人口發展過程，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過去的40年，中國人口從高速增長急速轉變為低增長，并且在經濟水平尚未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時候出現了加速人口老齡化的新問題。借鑒人口轉變理論，中國的人口轉變過程起初由人口政策干預主導，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經濟、文化因素逐步居于主導地位。美國作為較早完成人口轉變的國家，也是一個移民大國。美國的特殊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盡管也有老齡化問題，但相較于歐洲程度更輕；與此同時，美國的生育率也比較高，人口也一直處于增長的態勢。

（一）中國和美國的人口發展特征

從人口發展階段來看，1975年之前，我國人口轉變屬于高增長階段。除個別年份外，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均在20‰以上，出生率也達到了35‰~40‰。1998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低于10‰，進入了低增長階段。從人口總量來看，2015年，中國的人口總量為13.97億，占世界人口的18.9%，比上年增長5.0‰。到2029年左右（聯合國中方案），中國人口將開始進入并長期保持負增長狀態。到2100年，中國人口為10.02億，僅占世界人口的9.13%。

相比中國的人口轉變，美國的人口轉變進程更早一些。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已完成過渡階段，并轉向了低增長階段。1975—2010年間，美國基本維持了略高于5‰的自然增長率。2010年之后，美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進一步降到了5‰以下，預計到2100年后出現負增長。但與較低自然增長率相矛盾的是，美國人口在過去的60年中出現了大幅增長。1950年美國人口總量僅為1.59 億人，1970年增至2.10 億人，2000年為2.82 億人，至2015年已經達到了3.2 億人。65年時間，美國人口增長了一倍。這一現象與美國大規模的外來移民是分不開的。美國人口內部和外部流動性均比較強，可以從世界各地源源不斷地補充人口，因此也規避了低生育率陷阱。根據統計數據，在排除移民的影響之后，美國的人口轉變過程仍然慢于西歐國家，但在21世紀中葉會出現負增長。這個證據也表明，第三次人口轉變相關研究對于移民作用的分析是必要的。

（二）中國和美國的養老負擔

21世紀是老齡化問題非常嚴峻的時代。同為世界經濟大國和人口大國，中美兩國面臨了相似的老齡化趨勢。二者65歲以上老年撫養比的增長趨勢是相似的，且都是在2010年前后出現人口撫養比的大幅攀升，到21世紀末二者的老年撫養比都會超過50%。

不同點也相當明顯。（1）美國較早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1950—2040年，老年人比重和老年撫養比一直高于中國。中國則是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情況下起步，并且只用了幾十年時間就完成了西方國家一百多年實現的人口轉變。（2）中美兩國老年撫養比的差距從2010年開始逐漸縮小，直到2040年中國達到重度老齡化，兩國老齡撫養比發生逆轉。（3）2040年后，中國老齡化程度相較于美國更加嚴重，在考慮移民因素的情況下，中國老年撫養比長期高于美國10%左右。排除移民對美國人口結構的改善，中國老年撫養比仍然要高出5%左右。這種情況也預示了將來中國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程度。

五、國外人口轉變理論與經驗的啟示

（一）人口轉變理論的啟示

以往人口轉變理論的關注重點都是在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對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進程關注較少。這背后是基于“西方中心”的理論對于世界其他地區歷史、制度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差異的忽視。這種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性是造成二戰后世界不同國家、地區人口發展差異的主要來源。

第二次人口轉變主要是一種文化傳遞，是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轉變在家庭、婚姻和生育領域的體現[16]。目前，中國一些城市已經部分出現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特征。此外，技術和制度對人口轉變也有較大影響。技術進步和制度（包括醫療衛生、公共政策等）的完善，最終可能會使未來的人口發展在政策、科技進步、經濟社會發展協調互動的基礎上形成一個動態均衡。

第三次人口轉變所關注的國際移民問題盡管在我國沒有出現，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中有大量的內部人口流動。面對流動人口和城鄉差異問題，一方面可以通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生育率低的大城市移動，來均衡國內勞動力資源分布；另一方面，當今中國城鄉人口遷移與歐洲第三次人口轉變中不同民族的遷徙與融合有著相似之處，只有使得城鄉人口相互融合，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人口遷移所帶來的矛盾和問題[17]。

（二）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政策的啟示

自20世紀中葉以來，世界人口日益趨向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最為嚴重的日本和歐洲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著力于鼓勵生育、吸收移民、改革養老金體系、實行彈性退休制度并制定老年友好型就業政策。

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2020年我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2.43億，2050年前后將達到峰值4.87億，占總人口的34.8%。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會帶來新的問題。例如，家庭養老功能正逐漸減弱，新的養老服務體系尚未完善，老年人對養老的商品和服務需求逐漸增多等[18]。另一個需要解決的是養老金支付問題。2015年后我國養老金缺口高達4.1萬億。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僅靠傳統意義上的家庭養老，應在正式的養老保障制度外主動發揮社區、社會機構組織、企業等主體的作用，和家庭一起承擔養老功能。另外，需借鑒國外做法，改革社會保險制度，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險制度。

（三）總結

綜上，對人口轉變理論和幾次人口轉變過程的分析，為解決人口問題帶來新的視角。從世界范圍講，未來人口趨勢的研究應重點放在兩個層面：（1）低生育率國家（包括較低和超低）的人口轉變過程，超低生育率國家如何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如何積極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等；（2）西歐、北美國家的移民問題，包括移民來源、數量、增長率，移民對于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影響等。

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人口轉變提出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和移民問題，對于同樣處于老齡化、少子化且快速城鎮化的中國有著鮮明的借鑒意義。對中國而言，一方面要了解造成低生育率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原因，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二是發揮國家、社會、市場和家庭的協同作用，采取妥善措施應對人口老齡化；三是抓住新型城鎮化的有利時機，做好城鄉統籌，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和城鎮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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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載于《人口與社會》2019年03期